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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毓庆
20世纪关于上古史的研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先有疑古思潮的冲击，使得黄帝尧舜禹的传说，被认定为“神话的历史化”；后有考古学的兴起，使得上古史变成了期待考古证明的嫌疑犯。虽有一批优秀的史学家在努力探寻上古史的脉络，但贫乏的文献资料，却使人感到步履维艰。研究出的成果，也多被看作是可以备一说的推测。上古史研究不仅前途暗淡，而且其独立精神也在慢慢流失着。长子县尧及丹朱遗迹的发现，及其与文献记载的重合，却使我们看到了上古史研究的新前景。
在中国现有的具有人文色彩的县级地名中，最为古老且最具传奇意味的恐怕就要数山西省的长子县了。据唐《十道》说：“长子城，丹朱所筑。丹朱，尧之长子，因名。亦名丹朱城。”《新定元丰九域志》卷四也说：“长子城，丹朱所筑。”依此论来，长子之名最少也有四千年的历史了。现在的大多学者，自然不会相信这在先秦文献中不见踪迹的野老传闻的，更多的人会认为这是当地人“攀引圣迹以为重”编造出的动人故事。笔者原初本也如此认为，然而李蹊先生《丹朱封于长子考》的长文与2004年以来的数次长子之行，动摇了我原初的看法。李蹊先生的文章颇多启发，加之在这里发现的密集型的关于尧与丹朱的古迹与传说，钩稽文献，竞发现传说与文献记载之间每多相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一历史陈账的重新思考。
一、方志、碑刻中关于尧及丹朱与长子关系的记载
长子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太行、太岳之间，即上党盆地的西南侧，属于长治市辖区。长治、晋城两市所辖，习惯称作晋东南地区。长子县东是长治县和长治市郊区，是市治所在地，长治县有羊头岭，又叫黎侯岭，父老传说是炎帝建都的地方。其南是晋城市高平市，即炎帝陵所在地；又有羊头山，即传说炎帝发现五谷处。其北是屯留县，传说中后羿射日的三嵕山就在这里。其西是太岳山脉，有发鸠山，即《山海经》上所说的由炎帝少女所化的精卫鸟居住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被上古传说包围的地方，整个晋东南地区，遍地都有上古三代的传说，而长子则是上古圣君之一的尧王及其子丹朱传说最为密集的地方。在这里关于尧长子丹朱封地的传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光绪《长子县志》解释长子得名的来历，即说：“唐尧之世，封长子丹朱于境，故县名长子。”在先秦文献中“长子”这个名字即频频出现，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史籍中，都曾多次涉及到。《汉书·地理志》说长于是“周史辛甲所封”。根据刘向的《别录》，辛甲是殷商旧臣，后来得到了周文王的赏识，封到了长子。这就是说，早在二千年前，长子就是一个被政治家关注的地方了。这些记载即在证实着长子历史的悠久，同时在暗示着长子得名于尧王时代的可能性。
在与长子有关的方志、碑刻中，我们看到了诸多与尧、丹朱有关的记载。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四件事，第一是丹朱封长子事，如光绪《山西通志》说：“长子城，丹朱之封也。”(卷五十)因为各地都有关于尧、丹朱的传说与记载(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故《通志》的作者特于此条记载下加案语说：“旧《通志》：翼城有唐城，亦云丹朱所封都也。恐当以长子为是。《路史》之朱虚丹山，《荆州记》之丹川，《九域志》谓在邓，而又称相州之丹朱陵，皆存疑可耳。《竹书纪年》又称‘屯留尚子’，其实即长子，以声相近而讹。”这是确认长子才是尧子丹朱的封地，其它地方不大可靠，只可存疑。顺治《潞安府志》也曾辨析说：“长子大抵以丹朱得名，虽非封国，实畿内之采邑。浮山县，丹朱食邑也，长子接境，今境内有丹岭、丹水，有尧水、尧村，南北朝有尧暄，以为帝尧之后，明徵非一，岂皆附会?”(卷十五)
第二是关于丹朱筑熨斗台的事。光绪《山西通志》说：“丹朱台，俗名熨斗台，在长子县。旧《通志》：熨斗台在县北，世传丹朱所筑，形似熨斗。”(卷五五)相同的记载也见于《明一统志》、《潞安府志》与《长子县子》。根据我们实地考察，熨斗台，现在又叫北高庙，这个台确实是人工筑起的。在台的周围可不时发现商周前遗物。
第三是庆云山因尧得名事。顺治《潞安府志》记长子县有庆云山，说：“在县东南五十里，尧时有异云见。”(卷一)《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五及光绪《长子县志》卷三引《上党记》说：“尧之将兴，有五色云出此山，故曰庆云山。”《明一统志》卷二十一说：“庆云山，在长子县东南五十里，相传尧时五色庆云见于此。”雍正《山西通志》卷十九记载与《明一统志》同。虽然各书记载略有差异，但都认为与尧有关系，这一点却是相同的。为什么“尧之将兴”，五彩云会在这里出现呢?显然此与这里被认作是尧的老家有关。
第四是丹朱岭事。乾隆《潞安府志》说：“丹朱岭，南五十五里。明谢榛《同周斯盛饮山楼诗》：‘万年不改丹朱岭，圣帝垂名共白云。’”(卷十)这里没有明说丹朱岭与尧子丹朱有关，可从引谢榛的诗中却表达了这一层意思。《高平县志》则明确地说：“丹朱岭，在县北四十五里长子县界，以尧封长子丹朱得名。”关于这一条记载，方志中争议较大。如《清一统志》卷一百七说；“丹朱岭，在高平县北四十五里，与潞安府长子县接界，南有鸦儿沟。按《县志》：丹朱岭接长子县界，以尧封长子丹朱得名。此说傅会。《汉书}长子县注：长读长短之长，今俗为长幼之长，非也。足证其妄矣。盖丹朱岭即《山海经》所云丹林，既讹林为岭，又讹加以朱，转晦其本，从而为之说，不可信也。”或书作“丹朱陵”，顺治《潞安府志》卷十五说：“此必尧暄父子之墓，而误以为丹朱陵也。”而光绪《山西通志》卷五十则认为“丹是国名，以水与山为称，是则人以地名，非地以人名也。”就是说，尧子本名朱，因封于丹(丹水、丹陵都是因丹得名的)，所以才叫作丹朱的。这实际上是认为丹朱岭与丹朱是有关系的。
此外，在长子县陶唐村残存的《移修土地庙碑记》中写道：“兹闻陶唐者帝尧之国号，而长子又称舜封，俗传丹朱受封之地。本村西土地庙，即帝尧避暑乡。”在长子发鸠山顶灵应侯庙残碑上，则残留有“尧封之胜地”数字。在潜山脚下发现《重修尧庙碑记》残碑，上云：“昔尧有十子，九男事舜于畎亩，封丹朱于我漳源。因名其邑曰长子。”据父老传言，还见有其它与尧有关的碑刻，现已十不存一，无法证实。
方志、碑刻，多出自地方文人之手。地方文人由于他们对于家乡的热爱，一方面对于保护地方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在不断用附会的手段，丰富着地方文化与历史传说。因而对于方志有关历史的记述，我们应该持慎重态度的。但方志记载有两种不同情况应该分别对待，一种是密集型的，一种是飘零型的。如果是孤零零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传说记载，这有可能从是别处飘来的“种子”，附会的可能性就很大；如果是密集型的，就有可能是原产地，可能有历史根据。像长子县如此密集的尧王父子的记载，确实值得我们注意。
二、长子关于尧及丹朱的遗迹与传说
当我们到长子做实地调研时发现，其实方志所载，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存活于民间的传说更为丰富。
在县城东十二华里处有一个陶唐村，村口牌楼上大书着“尧栖地”几个字。父老传说：早先尧王率领先民在陶唐村烧制陶器。当时的人用粘土拌水调泥，制出一种口小肚大的用具。叫“缶坛”，只能盛五谷，不能盛水。是尧最先把缶坛烧成陶缶的。村西有个土地庙，传说尧曾在这里避过暑，避过雨。旧时这里是尧庙，庙进深二院，五间前殿内供奉着三元圣君——尧、舜、禹。庙里也有土地等神，所以俗称土地庙。又传说陶唐这个村名就是尧王御赐的。现在这里流传着一句民谣，说：“天下孤陶唐”。问当地人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也说不清楚，只是祖祖辈辈就这样传说着。同时，在陶唐村周围的几个村落，如连家庄、高家洼、前小郭等，不时发现有灰陶、红陶陶片，据有关专家辨认，认为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遗物，这就更坚定了当地人对尧传说的信念。
在县城的西面有座山叫方山，也就是著名的“精卫填海”神话中的发鸠山。传说发鸠山上住着老神仙彭祖，他是一位名医。一次尧王从平阳到长子巡视，因长途跋涉患了大病，丹朱亲自请他下山，彭祖亲手做雉鸡汤，为尧调养，终于治好了尧的病。后人为了感谢彭祖，便在山顶为他修了庙，叫医祖庙，也叫灵应侯庙。
关于熨斗台，这更是当地人坚信不疑的一个传说。据说尧封丹朱到长子后，丹朱就于此地修筑了城池与熨斗台，并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爱戴。尧王来后，就到这里来视察。看到熨斗台周围的景观，于是便封这里为“天下第一景”。这个传说，在方志中也不止一次出现。根据当地文物部门的人说，熨斗台确是人工筑起的，只是没有鉴定过其时代，但在台的周围，不时地发现有商周时期的文物出土。
在县城南约十三里有潜山，此山又叫尧山。当地人在山下的观音庙里发现了一块残碑，碑上称这座山叫“帝潜山”。山上原先有座尧庙，父老传言，庙最初是丹朱建的。尧王死后，丹朱思念父亲，就建了这座庙来纪念父亲的功德。现在庙已毁，只有残迹。在山的下面有一座潜龙庵。在中国古代是只有皇帝才称龙的，尧山的“潜龙”是指谁呢?他与“帝潜山”的这个“帝”是否有联系呢?如果把“潜龙”、“潜山”、“帝潜山”这些名字与“尧山”之名以及尧的传说联系起来，这里面便有大文章可作了。李蹊先生研究认为，这里是尧葬身的地方，看来这未必没有可能。需要注意的是，这座尧庙，旧时每年阴历4月28日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祀与庙会。父老传言，尧王的生日就在这一天，因此要在这里搭台唱戏，热烈庆贺。庙会活动有尧庙周围的十三个村负责，赴会的主要有临汾、安泽、高平、沁水、长治等周围县的人，也有河北、河南等外地的商人。当地有“赶个尧庙会，死了不后悔”的民谣，可见当日
聚会的兴盛。
长子关于尧王父子的传说，没有完成的系统的故事，都是只言片语。除上所举者外，如王郭村，传说丹朱曾到这里视察，称赞此地风景宜人，于是就命名为王郭；潜山上尧庙北侧有演教寺，传说丹朱在这里操演过马，故名：有岳阳村，又叫乐阳，传说丹朱就是在这里开创基业的。有紫云山，上有后羿庙，山坡上有白皮松林，俗称白松坡。传说后羿射日时，尧留下了他的一箭插在了这里，就长出了一片白皮松。
在长子县我们发现了一批地名，虽无传说存在，而名字中却透露出与尧关系的信息来，如尧水、陶清河(以前叫陶水)、尧山、西尧村、南尧村、尧神沟、老尧沟、尧长沟、尧南陈等等。我们考察中，也有人指给我们说：老尧沟，尧到这里视察过；尧长沟，尧小时候曾到这里游玩过等等，但当地人多数人不知道这些传说。
以上的这些传说，大多无疑是民间的附会与编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有丹朱传说的地方不止一处。但多与儒家文献中记载的差不多，丹朱的形象都不怎么好，像安阳地方，还传有丹朱夜游台。但在长子县的传说中，丹朱非但不是贪图戏乐之辈，而且还是一位勤劳的好领袖。这非常值得思考。同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最有可能产生附会的地方——丹朱岭，反而没有故事。当地人只是说，因丹朱封到这里，所以叫丹朱岭，并没有旧志中所说的丹朱陵墓的传说；这与其它地方频频出现丹朱墓的情况大不相同。我们认为，密集型的民间传说，当有其历史的内核。这些传说，应该是有其历史的原闪的。
三、关于长子特殊民俗的民间诠释
从《长子县志》及《潞安府志》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对此地有“陶唐氏之遗风”的感慨，同时《艺文志》中也可以看到不少歌咏长子的诗文，其中部分也咏及了长子与尧的关系及风俗。如清代长子知县王巨源《熨斗台留别诗》云：“寄语后来凭眺者，此邦自古是尧民。”知县王衍相《尧庙诗》云：“乡邦多厚俗，于此见唐风。”当地名士冯士翘《尧庙诗》云：“城西一带近平阳，祠庙多追古帝王。草笠布衫群拜手，遗风犹见旧陶唐。”
古人所谓的“陶唐遗风”、“尧民”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无法获得其详。但我们在长子的考察中，却听到了当地一种独特的民俗，即“长子不出门”的习俗：当一家有几个男孩时，孩子们长人要娶妻生子，与父母分居，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长子一定要住正房或老屋，其他的几个儿子则住东、西房或偏房。如本院中房子不够，需要搬出院子、另辟新居时，老大也一定要守住老宅，其他的儿子搬出。因家庭困难养活不了孩子们，需要送出去让别人收养，老二、老三都可以送，但老大一定要留下。如果孩子们长大娶不起媳妇，需要入赘他姓，这也只能是老二、老三以下的兄弟去，老大决不能离开家门。如果家里需要外出经商，那么外出的也只能是老二、老三以下的兄弟，老大要守住家门。在长子以及周围的县市，名字中凡有叫守业、守家、继祖的，肯定是老大。
这种独特的民俗，当地乡土文人有很妙的诠释。他们说：这是代代相传的尧子家风。尧王本是长子人，定都平阳以后，又将大儿子派回了老家，这便形成了长子不出门的习俗。还有人说：尧为了巩固舜的权力，避免长子丹朱与女婿舜之间发生冲突，就把丹朱打发回了老家。这样实际上也保护了丹朱。对于这种诠释，我们虽然不相信它有多少根据，但却也感到确是天衣无缝的。
同时，在长子及晋东南地区的考察中，还发现在其它地方比较少见的一种姓氏——尧，在南北朝时期，这里就出了两个尧姓的名人：尧暄、尧雄父子。现在这里姓尧的还是比较集中的。据当地研究者说，姓尧的就是尧王的后裔。这一点我们在文献中也找到了根据。《通志·氏族略四》说；“尧氏，帝尧之后也，支孙以为氏，望出河间上党。”
四、尧与炎帝关系的民间传本与文献的重合
在晋东南一带，上古传说最盛的是炎帝。在长子县境内也有不少炎帝的传说。长子县南约四十华里处有羊头山，这是炎帝传说的一个中心点，传说中炎帝在这里发现了五谷，炎帝陵也在这里。长子县内也有炎帝庙，就在熨斗台上。而长子县的经典传说是“精卫填海”神话。这在《山海经》的《北山经》中就有记载，而且明确地指出精卫是炎帝的少女女娃的精魂所化，它栖息的地方就在长子西面的发鸠山上。在长子至今这个神话还在盛传。这样炎帝与尧两位古代圣王，便占据了长子县上古传说的中心位置。
民间传说把炎帝与尧都说成是与长子发生过关系的人，我们可以认为这与各地土秀才编撰方志时“攀引圣王以自重”的伎俩没有两样。但我们却发现，这种传说，竟然在文献中得到了支持!在文献中，神农另外一个称号叫“伊耆氏”。郑玄在《周礼·秋官》注与《礼记·郊特牲》注中都说伊耆氏是说古王者之号，孔颖达在疏解郑玄注时则明确地指山，伊耆氏就是神农。罗泌在《路史》中则说，神农“其初国伊，继国耆，故氏伊耆”，并进一步指出：“耆”就是“西伯戡耆”的“耆”，这个地方就在古上党。罗泌把伊耆分为两个地方，看来是相当然耳之辞，其实伊耆为叠韵字，所指就是一个地方。传说中的原始氏族每以双声或叠韵为称，如粟陆氏、容成氏、大庭氏、赫胥氏、骊连氏、陶唐氏等皆是。“伊耆”二字急读之可谓“伊”，亦可为“耆”。在上党地区，古有伊、耆之类地名，当皆为伊耆氏活动留下的遗迹。罗氏父子以为耆即西伯所伐之耆，这一观点是值得旨定的。“西伯戡耆”《尚书》作“西伯戡黎”，像长治、长子、高平、潞城、黎城等，都属古黎侯国。这也正是今炎帝故事盛传地。而陆德明《尚书音义》说：“唐，帝尧也，姓伊耆氏。”这样看来，民间传说，并非无因了。
有意思的是，在民间传说中，这炎帝与尧这两位在文献记载中相距数百年的圣王，竞然他们之间出现了继承关系。长子有传说说，尧的王位是炎帝传给的。这显然是一种民间的合理性推衍。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献记载中，我们也发现了炎帝与尧关系的文字。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说：“有神龙首山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代高辛氏。其眉八彩，世号唐。”同样的记载，还见洪适《隶释》所收录的汉代《帝亮碑》中，这等于是说；尧的母亲出自炎帝一系。如果我们把这条记载与长子炎帝少女的传说结合起来，就会感到此中实在有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五、文献对于朱封丹陵民间传说的支持
“丹朱陵”、“长子”这两个地名，把尧、朱与上党古地捆梆在了一起。核心地点是丹朱陵，长子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核心故事是“朱封丹陵”，尧子故地则是陪衬。尽管旧志中有驳丹朱陵”为“丹朱陵墓”之妄的文字，认为是世俗之讹传。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在民间我们并没有听到丹朱陵寝的传说。这可能是编撰方志者由“丹朱陵”三字衍义而出的意思，随而又加以否定，以示严谨。民间一般称“丹朱岭”，而不说“丹朱陵”。
《山海经》曾有一则记载涉及到了丹朱岭。《北次三经》说：“沁水之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丹水又见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新唐书》等文献中，古今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丹水就是今天发源于高平东北包括丹朱岭、发鸠山、伞盖山在内的群山中的丹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对于丹林，则感到不好理解了。朱载《羊头山新记》说：“盖本丹林，年久伐尽，不复有林矣。遂讹为丹岭，朱乃后人妄加耳。”其实丹朱岭是一座红土山，并不易于林木生长，“丹林”实是“丹陵”之讹。林、陵二字音近易讹。如《庄子·齐物论》“山林之崔嵬”，奚侗即认为“林”即“陵”之误。《六韬·绝粮》“依山林险阻”，《通典》引即作“山陵险阻”。在长子、高平一带的读音中，“林”与“陵”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至于“陵”与“岭”，在晋东南地方是常互用的，如炎帝陵，又时也写作炎帝岭。之所以叫“丹陵”，就是因为它是一座呈红色的山丘的缘故，陵就是大土山，即(毛诗·小雅·天保传》所云：“大阜曰陵”，并非指陵墓。之所以叫“丹朱陵”，是因为尧王之子朱封到了这里，丹是地名，朱是人名，故有此称。从这个角度看，民间关于“丹朱陵因丹朱封此而得名”的传说，合情合理，并没有什么“妄”处。相反《清一统志》所谓“既讹林为岭，又讹加以朱，转晦其本”之说，则是把问题搞颠倒了。
为了验证民间“朱封丹陵”传说的正确与否，我们翻阅了有关文献。结果却有了惊人的发现。文献中大量关于尧、丹朱的记载，竟然都指向了这里。其最主要的有三项记载：第一项是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代表的关于尧生于丹陵的记载。《竹书纪年》卷上云：“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於丹陵。”《宋书·符瑞志》、《皇王大纪》、《通鉴外纪》、《通志》、《史通要》、《绎史》等书皆采取此说。第二是以《汉书·律历志》为代表的朱处丹渊的记载。《律历志》引《帝系》说尧“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尚书》逸文又言：“舜使丹朱居丹渊，为诸侯。”《通鉴外纪》、《通志》等，略同此说。光绪《山西通志》以为丹渊在长子县。第三是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代表的“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的记载。《今本竹书纪年》作“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尧生于丹陵，子封于丹渊，朱被放于丹水，这些地方都围绕着一个“丹”，其间显然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很难把它们割裂开。《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又变言曰：“封尧子朱于丹。”又于“丹渊”下注曰“即丹水”。这就更可以看出，在古人的眼里，这实在就是一个地方的不同名称。而且尧生之地、丹朱受封之地、朱被放逐之地二者的统一，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所谓“尧生于丹陵”，就是说尧的老家在丹陵：所谓“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也就是让长子守家：所谓“放帝朱于丹水”，也就是不让他参与朝政，打发回老家。那么这个有丹陵、丹渊、丹水的地方所指为何处呢?这一点在古籍中异说甚多，从方志即可以看到，山东、陕西、湖北、河北、河南、广西、贵州等地皆有丹水，而且各地几乎都能找到一些与丹朱相联系的传说来。但见于记载最早、且有明确的方位记载的，则不得不数长子、高平交界的丹(林)陵、丹水了。而且古籍中的记载与长子地方的民间传说，几乎是完全重合的。
更有意思的是，《路史·后纪》注引《相图经》，提到《孟子注》有“舜封丹朱于白水”之记载。这一条非常珍贵的信息，不见于今本《孟子注》中，相信一定是有根据的。这条材料，可能使得史学家感到头疼，故很少有人提及。然而却忽略了在离丹朱陵不远的地方，古代就有一条叫白水的河流!雍正《泽州府志》卷六说：“白水，(高平)县南一里许，源出五龙之龙池，东入丹水。《水经注》：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县故城西，所谓长平白水也。由此看来，封于丹水和封于白水，所指的实在就是一个地方，都是指丹朱岭周围的长子、高平一带。古代地广人稀，地理概念没有今天这么准确。如《汉书·地理志》说辛甲封于长子，而在今的民间传说中，辛甲封地则在今高平县的米山镇。故易丹水为白水，也就不足为怪了。
总之，古典文献中与尧、朱发生关系的丹陵、丹水、丹渊、白水，都可以落实于长子、高平一带的地理中，这无疑是对长子一带尧、朱传说的有力支持。
六、文献对长子陶唐村尧栖地传说的支持
上文我们提到长子县陶唐村尧栖地及尧避暑、避雨、视察的传说，同时提及在长子县地名中，大量以尧、陶命名的山、水、村落的存在。众说周知，古地名中收藏着历史，虽然年深日久，附于地名上的鲜活传说可能已消失在历史的风雨中，然而它像历史化石，暗暗在说明着曾经发生过的故事。长子县的陶唐、陶、尧之类地名(在相邻的高平县内也有唐庄、唐安、唐东、唐西之类的地名)，也正是以沉默的方式，保持其历史涵养的。
帝尧古称“陶唐氏”，而且史学界公认，此是以地为氏的。《汉书·高帝纪》注云：“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臣瓒曰：尧初居于唐，后居陶，故曰陶唐也。”其实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拿不出证据来。前己言之，陶唐与伊耆，都是双声、迭韵字，人类童年语言，犹如今儿童语言，名词、形容词多用叠字表示，如爸爸、花花、狗狗之类。陶唐犹言陶陶或唐唐，音转则为陶唐，急读之可曰陶，也可曰唐。早期见诸文字记载的氏族方国名，因书写工具笨拙、书写艰难的原因，故多用单字表示，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共列五十多个商代方国名，没有一个用双音表示的。而见于记载较晚的古氏族方国，因书写工具的发达，则可以记录下它们的全名。这样便造成了同一事物两种或数种不同的文字表述。象陶唐、陶、唐、尧，就是这样，陶、唐、尧古皆为双声字，完全有可能就是一个音的分化，所以表达的事物是相同的。
《竹书纪年》卷上言：“(尧)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李蹊先生说：“足见尧对陶这个地方深厚的情感。”那么陶在何地呢?古书中有种种不同的归属，但最使我们关注的是古籍中关于上党古地陶水、陶乡的记载。《水经注》卷十说：“陶水，南出陶乡，北流径长子城东，西转径其城北，东注于漳水。”《魏书·地形志》：“长子县羊头山下毂关，有泉北流至陶乡，名陶水，合羊头山水，北流入浊漳。”《清一统志》卷一百三载：“陶水，源出长治县南六十里雄山，
西北流至长子县界，入漳水，一谓之尧水。”雍正《山西通忐》卷十九于“陶水“下注云：“当即尧水。”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流经长子城东的陶水，也就是尧水，而这里又叫陶乡，这说明了这里的陶乡、陶水，与尧是有关系的。但遗憾的是因古今地名变迁、河流变化，陶水旧迹已难确指。而且古代因地广人稀、地理记述的不精确性，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了麻烦。李蹊先生因在长子生活了十年，对这一带的地理比较了解，他参照地形，比考文献，认为陶乡有可能就是现在的陶唐村一带，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但无论如何，古籍中关于长子陶水、陶乡，以及尧宫于陶、居于陶的记载，对长子陶唐村尧栖地的传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另外，在长子尧山附近有一个小村子叫成阳，也叫城阳。至于这个村名的来历，如今谁也说不清。只知道这个村子附近有尧山、尧水还有以尧命名的沟名、村名。而这尧山，从残碑上得知又叫帝潜山。有意思的是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我们发现了“昔尧作游成阳”的记载，同时《路史》等书有尧葬成阳的记载。名字的重合，这是巧合?还是事出有因?这也是我们应思考的问题。
七、尧、朱传说与文献的重合所引发的思考
民间传说与文献记载的重合，存在着三种可能，第一种是民间传说根据文献记载附会而成；第二种是文献根据早期民间口传笔录而成；第三种是民间口传与文献记载同源异出。长子尧、朱传说与文献的重合，我认为属于后两种的可能性比较大。阅为：第一、在先秦文献中，有相对明确方位记载的丹陵、丹水，就是见于《山海经》的太行山中的丹林(陵)、丹水。《山海经》相传为夏禹时代之物，这种说法虽不可靠，但其中的“五藏山经”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则是可以旨定的。尧生丹陵、朱放丹水，也必定是在夏之前就存在着的丹陵、丹水，因而将其指实在上党古地，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第二、长子县尧、朱传说，与文献记载有多重重合，如炎帝少女传说与尧母为炎帝之嗣记载的重合、炎帝与尧继承关系的传说与尧出于农神伊耆氏记载的重合、陶唐尧栖地与尧宫于陶居于陶记载的重合、朱封长子(丹朱岭)的传说与朱放丹水、封于丹渊、封白水等记载的重合。如此大面积的重合，在其它地方是很难见到的。第三、文献关于尧、丹朱的记载中所涉及到的地名，如丹陵、丹水、陶、唐、白水等，都在这可以找到踪迹。第四、这里独特的“长子不出门”的习俗，也在支持着丹朱封于长子的传说。第五、如此大面积的关于尧、朱的传说以及地名，也在默许着尧、朱传说的可信性。
长子尧、朱传说与文献的重合，不仅仅证实了一段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启发了我们研究历史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以往的历史研究，只注重文献记载，对于民间口传历史，认为是乡间鄙语，道听途说，几乎不屑一顾。这实际上是一种偏见。清代学者程瑶田在《释虫小记·螟蛉蜾赢异闻记》说过如下一段话：“夫简策之陈言，固有存人口中之所亡者也，而其在人口中，云虽经数千百年，有非兵燹所能劫、易姓改物所能变，则其能存简策中之所亡者亦固不少。”这是很有道理的。傅斯年在《周颂说》一文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凡是一种可以流传于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长期保存。不能在民间流传、藏于政府的文学，一经政治巨变，便会丧失。这一观点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民间口传中，可能保存有比文字记载更为古老而且宝贵的历史。当然，同样的一种记载，一旦被文字固定下来，就不可能再发生变化。即使有变化，也很容易被发现。而口头流传的历史，则有可能在流传中发生变异。但做为一个群体共同传播的传说，则相互间有一种顽强地校错能力，一般情况下它是能保持原始的内核不予消失的。因此口传历史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对历史内核的传播上。这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
二十世纪前半叶疑古学派兴起，文献中关于上古史的记载，也遭到了一批学者的否定。这样上古史研究只能是一片空白。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文献中的部分记载逐渐获得了证实，这虽然改变了人们对于上古记载的认识，但同时也增加了上古史研究对考古的依赖性。于是现在又形成了一种倾向性观念：上古史的重建，只能期盼更新、更多的考古发现来完成。这种观点虽说是严谨的，但却是不负责任的。考古资料固然很重要，但考古所得总是有限的。考据发掘可以获得上古人生活的物质遗迹，而却难以获得完整的精神产品。它只能作为古史研究的参考，而不能成为唯一依据。上古史研究应该有其独立性，不能成为考古的附庸，跟到考古学家后面跑。上古史研究如果被“考古”牵着鼻子走，就有可能任何问题都成为“未定案”，因为考古不断在发现，旧的结论很有可能被新的发现推翻。这样的教训并不少。二十世纪前半叶，学术界根据考古发现，得出了“文化西来”的结果。随后的考古发现，又提出了“文化西传”的观点。每有一处“重大考古发现”，总有人提出一种文化起源的新观点。可是随后的新发现，却有人又改变了原初的主张。虽说否定之否定是学术发展的形式表现，但频繁的否定，恐怕就成了不成熟的标志。如果以文献为依据，参考民间口传，对上古史有一个基本的构架，而把考古做为一个重要的参考系，这样上古史研究才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此我想提出古史研究的四重证据概念：第一是经典文献，这是一个基础，也是个核心；第二是方志、碑刻等，此中虽有附会，但也可以
寻找到正史失载的历史和传统的地方性信仰；第三是民俗、民间信仰与口传史，这是一批活的资料，虽于历史而言，其变异性很大，但要看到其中的真实性的内核；第四是考古发现，这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系，不可作为唯一可靠的死证。如能消除或疏解开这四重证据之间的矛盾存在，使其相互吻合，这应该是一种稳妥的历史求真的方法。以上我们基本上是将四重证据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