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玄龄与《晋书》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大概写晋朝历史的人是最多的了。按一般的说法，在唐以前写成的《晋史》有十八家之多，而实际上则有二十几家。唐太宗认为前人写的这些《晋史》有种种缺陷，且“制作虽多，未能尽善”，都不是出于“良史之才”，因而在“深为叹息”之余，便指示大臣组织史家、学者重写《晋书》。并在《修晋书诏》有言：“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贞观十八年，房玄龄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晋书》，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中书舍人来济、著作郎陆元仕、刘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义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分工撰录。后又以许敬宗为总知修事，增卢承基、李淳风、李延年、敬播、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和李怀俨等人分修，实际撰修者为二十一人。其中敬播与令狐德棻的作用甚大，“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而德棻为先进，故类例多所诹定。“但因修史诸人中，以房玄龄官位最高，故署房玄龄等撰。又因《晋书》是由唐太宗下诏撰修的，同时太宗还亲自为《宣帝纪》、《武帝记》、《陆机传》、《王羲之传》写了论，故总题唐太宗御撰。
《晋书》撰修，始于贞观十八年（644年），贞观二十年（646年）成书，历时不到三年。唐史臣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晋书》的撰修，固然体现了官修史书可以集中力量，分头撰写的有利条件，但更主要的是唐朝史臣充分利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南朝齐人臧荣绪所写的《晋书》为蓝本，同时参考其他诸家《晋史》和有关著作，“采正典与杂说数十部”，兼引十六国所撰史籍，写成了一部新的《晋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十五史中的《晋书》。
《晋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同时还以“载记”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晋书》的成就：记载完备，补旧史之不足，体例创新。
《晋书》问世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兢从新撰”。唐之前的各晋史，或仅记西晋一朝史事，或虽兼记两晋史事，但对十六国史事则无专门记述。可说都非完备的晋史。与唐之前的各晋史相比，《晋书》的内容较为详尽且广博，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舆服志》和《礼志》《乐志》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崇尚礼仪服饰的风气。
《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而《晋书》中的志，多从三国时期写起。关于曹魏屯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营西北，及晋朝占田制多有着墨。《食货志》讲东汉、三国时代的经济发展，可补《后汉书》、《三国志》之不足。但是晋书过分吹捧了司马懿，贬低诸葛亮。许多司马懿的战功，陈寿编纂的《三国志》并没有记载。
《晋书》有“载记”三十卷，记载了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建立的十六国政权。这是《晋书》在纪传体史书体例上的一个创造。东汉班固曾经写过“载记”，但并非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史事。而班固的“载记”也非作为史书的组成部分。《晋书•载记》则为全书的一个组成部分，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
《晋书》的不足：记述荒诞，史料取舍不够严谨。
《晋书》继承了前代晋史著作的缺点，记述了大量的神怪故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之谈也加以收录。
据历史学者考察，在修撰《晋书》时期，所能见到晋代文献很多，除各专史外，还有大量的诏令、仪注、起居注以及文集。但《晋书》的编撰者主要只采用臧荣绪的晋书作为蓝本，并兼采笔记小说的记载，稍加增饰。对于其他各家的晋史和有关史料，虽曾参考，但却没有充分利用。因此唐代成书之后，即受到当代人的指实，认为它“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刘知几在《史通》里也批评它不重视史料的甄别去取，只追求文字的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