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历史名臣的处世智慧》
第六章 房玄龄
胸怀天下的房玄龄，遇到李世民之后，他的奇谋智略得到充分的展示，真可以说乱世出英才，而英才之能也是乱世中的房玄龄所具备的。房玄龄是一个天才，于十八岁考中了进士，授官羽骑尉，校仇秘书省。而李世民能够统治全国，房玄龄也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房玄龄（579～648），唐代初年名相。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唐武德九年（626）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玄龄为中书令。贞观三年（629）二月为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国公。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病逝。
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中，他辅佐太宗，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后世以他和杜如晦为良相的典范，合称“房、杜”。
贞观良相
房玄龄作为千古贤相，可以被称为一个“用”臣，对开国伊始的大唐帝国而言，房玄龄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大臣。
年轻有为的房玄龄一进入仕途，便不同凡响。当时，吏部侍郎高孝基十分善于识人，他见了房玄龄之后，惊叹地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后来，高孝基对宰相裴矩说：“吾观人多亦，却没有能比得上房玄龄的，当以国器视之。遗憾的是吾不能使之平步青云也。”于是，拜房玄龄为隰城尉。房玄龄在汉王杨谅造反之时受到牵连，被贬官徙居上郡。这时，由于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房玄龄面对这种局面，常常忧心忡仲，心怀天下，充分显示了一个“用”臣的心胸。
后来，李世民屯兵渭北。房玄龄安葬父亲房彦谦，服丧期满后，便前往其营出谋献策。两人相见恨晚，谈得非常融洽，如鱼得水一般，李世民便拜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自此，房玄龄有了用武之地，跟随李世民驰骋疆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公元618年，李渊建唐，李世民受封为秦王。房玄龄则官拜秦王府记室，封爵临淄侯。每次随秦王征战，其他将士争相抢夺珍宝之物，唯独房玄龄收天下志士，与之相结，使得人人愿为秦王尽死效力。李世民为此称赞房玄龄说：“汉光武帝得邓禹，其门下更加亲密。今我得房玄龄，犹光武得邓禹。”
就连唐高祖李渊也高兴地说：“玄龄为人机敏，每为吾儿陈事，千里之外犹如对面相语，宜当大任。”
就在这个时候，李唐发生了一个很惨的事件。武德九年，李世民按照房玄龄等人的计谋，在玄武门附近设下伏兵，袭杀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数日之后，唐高祖李渊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并下诏说：“自今以后，国家事无大小皆听太子处决，然后上奏即可。”这样，李世民掌握了实权，李渊如同虚设。
正德十年，正月，唐高祖李渊禅位给了太子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皇帝唐太宗，自他继承唐朝皇位之后，励精图治，善于纳谏，与大臣们共论兴衰存亡之事，时时警诫自己，使唐王朝进入了“贞观之治”这一著名的历史时期。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中书令就是当时的宰相。这一年的九月，唐太宗对朝中官员论功行赏，并让陈叔达在殿下唱名示之。结果，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功名列第一，房玄龄封爵邗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其余大臣，皆依次封拜。
房玄龄为人非常谦虚谨慎，对于论功行赏之事深为不安，便面奏唐太宗说：“陛下，臣功第一，心不自安。”
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昔汉高祖封赏大臣，萧何居诸臣之先，你就是我的萧何，功列第一，理所应当。”
房玄龄叩头谢过，又对唐太宗说：“陛下，秦府旧人未迁官者多矣，他们都抱怨说：‘辈奉事陛下左右多年，今论功行赏，反而居前太子、齐王府大臣之后。’臣认为不大妥当，应当给他们加封适宜的官爵。”
唐太宗说：“王者至公无私，因此能服天下人之心。朕与卿等每日所衣所食，皆取之于民，所以设官定职，是为了百姓，当选择贤能之人而用之，岂能以亲旧为先后哉！新而贤，旧而不消，又怎能舍新而取旧乎？”
不久，房玄龄进位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更爵魏国公。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公为仆射，理应为朕广求贤材，听说公日阅牒讼数百，岂有暇为朕求贤人哉！细小事务归左右丞，大事公预之即可！”房玄龄深以为然，感激唐太宗如此关心自己，更加为国事日夜操劳。
有一天，唐太宗与房玄龄讨论为政之道，房玄龄说：“为政之道，应当用法宽平，早晚尽心，恐一物失其所。闻人有善行，如已有之。不以求全而责于人，不以己之所以衡量他人之短。”
唐太宗说：“公言甚是，朕以为为政莫若至公。昔日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于南夷之地，诸葛亮卒后，廖立、李严悲哭不已，非至公能如此乎？朕非常仰慕前世之明君，公不可不效法前世之贤相也。”
贞观三年，房玄龄、王珪以宰相身份主持评议百官政绩，治书侍御史权万纪觉得不公，便上奏唐太宗，请求治房玄龄、王珪之罪，唐太宗派侯君集推问此事。魏征上奏为房玄龄，王珪辩护说：“玄龄、王珪皆朝廷旧臣，素以忠直被陛下看重，有很多委任他们的地方。其所考评之人，数以百计，怎能没有一二人不当者？察其情形，非为阿私所致。若推问出确有其事，陛下还能委之以重任吗？而且权万纪自身也在考堂之上，其身不得考，便有如此陈论。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为江山社稷计耳。”唐太宗才释而不问。
有一天，唐太宗宴请群臣，正值气氛热烈之时，唐太宗对王珪说：“卿精于鉴别，善于谈论，卿为朕品评房玄龄以下诸大臣，且自谓与他们相比如何。”
王珪起身离席，答道：“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办事公允，臣不如温彦博；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征。然疾恶好善，激浊扬清，也是臣之微长。”
唐太宗深以为然，大臣们也深服王珪精辟的评论，而王珪对房玄龄的品评则最为精当。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从方方面面总理朝政，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贞观十二年秋天，唐太宗伺房玄龄：“帝王创业与守成哪一个更难？”
房玄龄答道：“草创之时，与群雄并起，角逐天下，经几番苦战，才使他们臣服而拥有天下，臣以为创业难。”
魏征反对他的观点，他说：“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而失之于安逸，臣以为守业难。”
唐太宗说：“玄龄与朕共取天下，出百死而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朕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然创业之难既以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谨慎处之。”
即使房玄龄忠心耿耿，但也有人对他不满，出言诬陷他。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国公萧玛，性格非常刻薄，与群臣多不合。他见房玄龄深受唐太宗赏识，便心生妒恨，借机向唐太宗进谗言说：“房玄龄与中书门下诸位大臣，朋党不忠，陛下不知详情。他们执权顽固，只是未反罢了。”
唐太宗说：“卿言太甚！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心膂，当推诚以待之。人不能求全责备，应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长。朕虽不聪不明，还不至于不知善恶好坏！”
萧玛听了唐太宗的话，十分羞愧，内心不自安，唐太宗念其有功，不忍加罪。唐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相传，当时京畿一带大旱数十天，唐太宗载房玄龄回宫之后，便下了一场大雨，消了旱情。老百姓欢呼雀跃，说：“此乃陛下优待房玄龄之故也。”房玄龄在当时百姓的心目中，堪称贤相，深受人们的爱戴。
房玄龄虽身居相位，名贯天下，却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权图利。唐太宗曾经召集大臣，讨论世袭之事，并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更爵梁国公。唐太宗之所以要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目的是为了让房玄龄的子弟世袭。但房玄龄觉着自己身为宰相，应为众大臣做出榜样，不应贪图功名，便上奏唐太宗说：“陛下，臣已身居相位，又封宋州刺史，这样恐使大臣们追逐名利，惑乱朝政，臣以为不妥，请陛下先罢臣的刺史职位，以正大臣视听。”
唐太宗深以为然，便依了房玄龄的奏折，只封其爵梁国公。房玄龄辞掉了宋州刺史之后，朝中大臣纷纷仿效，辞去能世袭的官职。唐太宗十分感慨地说：“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今日能如此行动，皆玄龄之功也！”
后来，房玄龄加太子少师，当他初到东宫见皇太子时，皇太子欲拜之。房玄龄慌忙躲避一旁，坚辞不受。东宫的诸色人等，见当朝宰相如此谦虚恭谨，不由得暗中称赞，皆言他是亘古未有的贤相。
贞观十六年，房玄龄进位司空，仍旧总领朝政。房玄龄觉得自己居相位日久，极宠隆极，累次上表辞位。唐太宗遣人对房玄龄说：“辞让，固然是一种美德。然而国家赖公已久，一日而去良佐之臣，朕犹如亡去左右手一般。公筋力犹健，精力未衰，再勿辞让。”
但作为个人，房玄龄有时太过依从于唐太宗，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不如魏征敢犯言直谏，魏征就此也曾批评过房玄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虽然房玄龄也不免身有过错，但毕竟是瑕不掩瑜，于大政方针无不表现出一个大唐贤相的政治风度。
史书的编篡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在唐之前，史书编纂全由私人创作，政府所设的史官多半掌管天下历算之事，不—定全管修史。随着唐王朝中央集权的发展，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也随之增强。唐太宗时，开始设立史馆，命文臣纂修本朝历史和前代历史，并由宰相监修。唐太宗继位以后，作为第一任宰相的房玄龄，自然而然地担负起监修国史的重任。
房玄龄监修国史之初，唐太宗询问房玄龄：“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这是为何？”
房玄龄说：“史官记得东西并不是华丽的文章，只是据实写的，没有隐晦君王的错处，如果你看到的话，一定会非常的生气，一定会怪罪写书的史官的，所以我不敢给你看。”
房玄龄监修国史期间，一直忠心耿耿，依据古训而为之。只是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竟然执意要阅览国史，这不能不使房玄龄左右为难，不让其阅览吧，唯恐有抗旨不遵之嫌；让其阅览吧，又恐直笔忤了唐太宗，使众大臣遭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将有些史实进行修饰，增加了些浮华虚美之辞，总算将唐太宗的过分要求应付过去，对于一代明君唐太宗来说，迫使房玄龄让其阅览国史，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污点，同时也使得房玄龄多多少少背上了媚上的嫌疑。由此看来，为君者不能不慎重行事，否则浩繁的史籍上将会多几条不好的记载，还会使得贤臣蒙受心灵的折磨和耻辱。
但房玄龄庆幸唐太宗是个明君。后来，唐太宗对房玄龄说：“朕观《汉书》所载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皆浮华无用。以后，凡上书论事词理甚切者，无论朕听从与不听从，皆当载之，为后世之戒。”
房玄龄道：“陛下圣明，臣心中没有什么忧虑的了。”
在房玄龄的主持之下，唐太宗的起居注写得有声有色，这也与褚遂良等人的密切配合有很大联系。褚遂良任谏议大夫时，掌管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他对房玄龄孜孜奉国的精神十分佩服，时常感叹地说：“古之贤相莫若房玄龄如此奉于国事，真乃今上和大唐的福气！”
正由于房玄龄的处心积虑，才使得朝堂之上多清明干练之人，朝中政事顺畅执行，房玄龄之功不可灭，这也是后世称其为贤相的原因所在。房玄龄的另一个功劳，就是在他监修国史期间，尽量直书其事，给后世子孙留下了一份基本可信的历史资料。
但是房玄龄不满足于上述成绩，从贞观二十年开始，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三人共同监修《晋书》，这是房玄龄具体参与编写的一部纪传体正史。为何房玄龄不参与前边七种史书的编写，唯独具体参与《晋书》的编写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西晋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它结束了三国时期的分裂混战局面。但西晋的统一又极其短暂，在它统一不久，便发生了中原地区大规模的混战，此后形成了东晋和十六国、南朝和北朝的长期对立。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唐王朝的创业之主，力图深探晋王朝的治乱兴亡，作为自己的借鉴。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宰相的房玄龄直接监修编写的《晋书》就不难理解了。
“房谋杜断”
在房玄龄的政治生涯中，有个人和他紧密配合，成为一对政治盟友，他们二人合作的佳话流传千古，史称“房谋杜断”。每每提到他们二人，人们就如看到了浩瀚银河中的双子星座，那份默契，那份光芒，千年万年也不会失色。那么，与房玄龄合作的人是谁呢？就是名相杜如晦。
唐高祖李渊攻战隋朝京师时，秦王李世民引杜如晦为秦府兵曹参军。后来因秦府幕僚人数众多，便外迁了许多人，杜如晦被外迁为陕州总管府长史。房玄龄听说后，心中大惊，赶忙对李世民说：“外迁之人，皆不足惜，独杜如晦有王佐之才。如若大王终生为藩王，则迁之；如若大王欲经营四方，则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后，后悔不已，对房玄龄说：“非公言之，我几乎失之交臂。”于是，上表请留府中。每次征伐，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掌帷幄机密，二人出谋定策，秦府僚属莫不叹服。天下平定之后，杜如晦被任命为陕东道大行台比部郎中，房玄龄为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杜如晦封爵建平县男，兼任文学馆学士，李世民还让学士褚亮写赞词说：“建平文雅，休有光烈。怀忠履义，身立名扬。”
李世民继位之后，杜如晦封爵蔡国公，食邑三千户，别食益州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时，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并摄吏部尚书之事。房玄龄、杜如晦两人执掌朝政之后，引荐贤士，罢黜不肖之人，人人各得其所，一时间朝中为之肃然。
但让人遗憾的是，在贞观四年三月，年仅四十六岁的杜如晦不幸病逝。唐太宗十分伤心地对虞世南说：“朕与如晦，君臣义重，不幸物化，实痛于心。卿体察朕意，为其制碑以示纪念。”
房玄龄对于杜如晦的英年早逝更是痛心疾首，哀哭不已，他在心中默道：“如晦啊，我与你相知相交，共辅明主，正当社稷用人之际，你却先走了。人云‘房谋杜断’，让我今后找谁去断决国事？”
杜如晦去世不久，一日，唐太宗得一味道特别甜美的新瓜。就在唐太宗赞叹不已的时候，他突然伤心起来，说：“杜如晦若在，可与朕共尝新瓜美味。”让人把其中的一半置于杜如晦的灵座前，以祭奠那位英才盖世的过世宰相。后来，唐太宗赏赐给房玄龄一条黄银带，并说：“公与如晦共同辅朕，今独见公而不见如晦。”说罢，君臣两人痛哭流涕，对杜如晦充满深切的思念。
唐王朝实现统一以后，中原地区的封建秩序逐渐稳定下来，但民族矛盾却更加突出。当时，突厥是唐朝的最大威胁。从隋朝末年开始，到唐太宗贞观初年，突厥不断入侵内地，杀掠人畜，抢夺粮食，制造混乱，使中原的人民遭受长期的深重灾难。
针对此种情形，房玄龄对唐太宗说：“陛下，今薛延陀异军突起，恐日后难制，可拜真珠毗伽可汗二子为小可汗，使其互相掣肘，以夷制夷。”
唐太宗听取房玄龄的建议，便封真珠毗伽可汗的两个儿子拔酌、颉利苾皆为小可汗，并各赐旗鼓，表面上是尊崇他们，实际上是为了分散其势力。
贞观十六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派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俟斤来唐王朝求婚，并献马三千匹，貂皮三万八千张，玛瑙镜一枚。唐太宗接受了薛延陀的朝贡，并问诸位大臣：“薛延陀居强漠北，今御之有二策：一为发兵殄灭之，二则与之约为婚姻以抚之，二者何从？”
房玄龄答道：“臣以为中原之地方才安定，如果再起战事，势必生灵涂炭。与之和亲，则有甥舅之礼，可使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是为上策。”
唐太宗听了房玄龄的话，说道：“公言甚是。朕为百姓父母，如可使之安宁，则朕何爱一女乎？”
唐太宗的心中已有毁婚约的打算，在大臣们的蛊惑声中，唐太宗彻底动摇了，将房玄龄的一再劝告抛到了九霄云外，下诏取消与薛延陀的和亲，并召回了三批使者。唐太宗的这一举动，让房玄龄内心非常不安，昔日的情形不由得浮现眼前。
在武德九年的夏天，玄武门之变发生不久，突厥恃强进攻唐朝，一直打到渭河便桥之北，形势十分危急，朝中人心惶恐不安。刚刚夺取太子之位的李世民，面对此等情形，他毫不慌乱，问房玄龄：“你有什么办法？”
房玄龄说：“突厥说他有百万雄兵，强横着过来了，有骄我大唐之心，大王可暗设伏兵于渭河之南，然后大王带数骑与之隔河答话，突厥必心生疑惑，不敢轻举妄动。”
萧瑀反对说：“公言差矣！突厥狼子野心，以大王千金之躯，不能如此轻敌，当固守以待援军。”
房玄龄说：“突厥所以敢倾巢而来，以我国内有难。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突厥必纵兵大掠，那就不可收拾了。如今大王轻骑临阵，使之知我决战之心，此举又出其不意，可使之生恐惧之心，降服突厥，在此一举。”
萧瑀犹坚持不可，李世民说：“我计已决，卿毋复言！”于是，李世民率领房玄龄等六骑出玄武门，至渭河便桥之南，与突厥颉利可汗隔河而语。突厥人马大惊，皆下马罗拜，请和而退。
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于李世民、房玄龄的密切配合之下，演得那么的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想完这些，房玄龄内心已经有了主意了。
房玄龄道：“陛下，为君者当以德服人，夷狄华夏一视同仁，方为长治久安之计。如边患再生，必使我大唐臣民蒙兵燹乏灾，天下徒添孤儿寡母。陛下乃一代圣主，臣能侍奉陛下左右乃前世所修，臣于谏争之事，窃以为不若魏征。若魏征在，恐不欲陛下有毁约之举也。”
魏征以直言敢谏著称于世，可惜在此之前去世了，当时唐太宗还悲痛地说：“朕亡一镜矣。”唐太宗见房玄龄提及魏征，不由得砰然心动，但瞬时又消逝了，仍不改初衷地对房玄龄说：“朕计已决，公毋复言！”
就这样，房玄龄的和亲安边之计失败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唐王朝比薛延陀要强盛得多，薛延陀是不会轻易犯边的，若是再以和亲与之结盟，那边境的安宁将会更进一步，和亲之计有其说不尽道不完的种种好处。正因为如此，房玄龄才苦苦劝说唐太宗。尽管最终没能实现，但到了后来，和亲安边之事却多有实施，最著名的莫过于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了，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感受至今，这就不能不让人赞叹房玄龄的英明了。
晚年的房玄龄经常病体缠身。唐太宗依旧委之以重任，下诏说：“玄龄多病，听其居第，卧床治事。”朝中如遇大事，便命人以肩舆抬着上殿。每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唐太宗便流泪不止，说：“公老矣，朕亦老矣！”
君臣两人每次就在这样的气氛中处理政事。唐太宗实在太需要房玄龄这样的老臣了，不忍心看着他就这么病死，常命御医为之诊治，并派遣人送去宫中的各种美味。还专门让人每天报告房玄龄的起居状况，如闻之有起色，便喜形于色；如闻之病情加重，便终日郁郁寡欢。可见唐太宗始终没有忘记长孙皇后的临终嘱咐，处处以自己的行动来实践对长孙皇后的承诺。
但唐太宗对长孙皇后所嘱咐的第二件事却逐渐地淡忘了，逐渐变得好大喜劝，不虚心纳谏，而且贪图女色，对于炼丹之事也非常热衷。不虚心纳谏，魏征生前就批评过唐太宗。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朕之政事与往年比何如？”
魏征说：“威德所加，比贞观之初则远矣。贞观之初，陛下恐人不谏，导之使言。今则不然，虽勉强从之，犹有难色。”
唐太宗听了魏征的回答，也略有所感地说：“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作为一代贤相的房玄龄，对于唐太宗的贪图女色不敢有所言，对于其服丹药认识不足而没有言，唯独对好大喜功一事有自己的看法。贞观之末，唐太宗屡伐高丽，并御驾亲征，让房玄龄留守长安。经常对房玄龄说：“公当汉肃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
实际上，房玄龄对伐高丽之事，持反对态度。唐太宗每次征伐之时，房玄龄都上书劝阻说：“愿陛下不可久有事于外夷，更不可轻敌，则天下安。”唐太宗不听劝告，结果遭受两次失败。
贞观二十二年春天，唐太宗又欲伐高丽，下诏以右武卫大将军薛万彻为行军大总管，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领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泛海击高丽。这一年，房玄龄已是七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了，多病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一天重似一天，眼看着不久于人世。当他听说唐太宗又欲伐高丽之时，便非常忧伤地对子女说：“我受主上之厚恩，今天下无事，惟征高丽不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
说罢，房玄龄叫家人取来笔墨纸砚，躺在床上，用尽平生气力写了最后一道奏折。房玄龄在其中慷慨陈词，他写道：
“陛下乃一代圣德之君，上古帝王所不能臣服的人，陛下皆臣服之矣；上古帝王所不能制定的事，陛下皆制之矣。隋末以来，为患中国者，莫过于突厥，而今皆束手服贴，其大小可汗为陛下握刀宿卫；薛延陀、铁勒等，皆分置州县；高昌、吐谷浑，偏师扫除。惟高丽历代抗命，无能克之者也，陛下责其弑逆之罪，身将六军之师，至荒裔，不日拔辽东，虏获数十万，可谓功倍前世矣。”
“《易》曰：‘知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盖进中含退之义，存中含亡之机，得中含丧之理，臣为陛下惜者在于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之威名功德可谓盛矣，然拓土开疆之事亦可以止矣。边夷乃丑类，不足待之以仁义，以平常之礼苛求于他们，上古皆以禽鱼畜之。今陛下欲灭绝其类，恐其如兽受困而奋起搏击，这反而使之存，救了他们。忆往日，陛下每决死囚，必让臣下三反五次上奏，且始进素食，停音乐，因人命关天之故也。今陛下使无罪之卒行于军阵之中，委之锋刃之下，使之肝脑涂地，使其子孤妻寡，老父伤心慈母落泪，使阴阳变更，伤害和气，实为天下之所痛恨也。如高丽违失臣节，伐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为后世之患，夷之可也。今高丽于此三者之中，不存其一，却使大唐徒生疲惫，不知所得者大，所损者大乎？臣愿陛下沛然下诏，允高丽自新改过，焚泛海之舟，罢应募之兵，则天下安，臣死亦无憾矣。”
唐太宗看了这篇情真意切的奏疏，十分感慨地说：“彼病笃若此，尚能忧我国家。”
这时，房玄龄已处于病危状态，唐太宗不仅下诏让皇太子至其府第慰问省疾，并亲临探视，与房玄龄握手诀别，君臣两人悲不自胜。房玄龄挣扎着说：“臣去矣，愿陛下保重！”
不久，房玄龄便辞世而去。唐太宗下诏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赠官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赐班剑、羽葆、鼓吹、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并许其陪葬昭陵。为相三十二年的房玄龄，享尽了荣宠，也将美名流传于后世。
综观房玄龄的一生，可以说清明廉洁，一心奉公。历代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
房玄龄的善始善终不外乎有这么几个原因：他自己没有什么私心，他很能干，他很忠心，他有没有什么威胁的大权，他遇到了名君。
其实能被历史记住的都有其过人之处，房玄龄的这些个优点，上述几位都或多或少的拥有几条，至于有没有善始善终，就看他生于何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