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征文]人力枢纽造名相—
房玄龄退役新兵 发帖于：中国历史
发布时间：2008-4-13 9: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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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谋杜断的形成
房玄龄的父亲
房彦谦是隋朝著名的官吏，而其著名的原因并不是家族显赫，也不是因为位高权重，却是在那个时候最为难得的为官清廉。当时居然给评了个天下第一，可见其的德行还是十分优秀的，并且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 可见其父对于孩子的教育取向是注重清白，而不在于富贵。这样造就了房玄龄是李世民早期部下里为数不多的“德才兼备”的人。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老”，就是对人才的早年对其以后的影响而说的，房玄龄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诸后籓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这句话却给房玄龄以后所面临的问题带来了伏笔，但是其少年时对国家时局的洞察，更是其才能的表现。结合上他未来的好搭档杜如晦，就会发现两人相同之下又有不同，“如晦少聪悟，好谈文史”而房玄龄是“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同样都是聪一个是重在“悟”，一个重在“敏”，一个好谈“文史”，一个博览“经史”。形容两个人的四个字里就有两个是相同的，从理论上说，房玄龄与杜如晦的相同度为50%，而异同度也是50%。从两个不同的字能够看出杜如晦的家庭条件要比房玄龄差许多，“悟”更多的是表达后天的理解能力，而“敏”则是表达先天的对知识的灵活掌握能力。所以这也决定了“房谋杜断”的形成。同时，两人对知识的获得也有区别，杜如晦对知识的获得比较低，因为经的级别在文之上，所以获得的知识也有个多少之分，在结合上前面的形容词好谈与博览，更加促成“房谋杜断”。
除了早期不同环境的因素之外，两个人性格上的因素也起着决定性作用。房玄龄这个的德行非常好，可是他总是迁就别人，所以养成了一个比较柔弱的性格，例如他怕
老婆就是如此。而杜如晦这个人的德行不怎么好，能够突破道德锁链，所以往往能够甄别出让对方意想不到的计策，当然房玄龄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把决策权让给了杜如晦。加之其性格当中隐藏的柔弱，害怕承担责任，所以只负责谋划，成功有功劳，失败不负担。有人说房玄龄与杜如晦的组合是偏才的组合，其实并不然，谋而后断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也并不是两个人就原本擅长各自的分工，只是两个人的德与才之间相互的悬殊，有一句话表达就是“谋万全者必虑万忧，定千均者必承千斤。”房玄龄要做的是考虑周全，可是他的承受压力能力不是不好，只是其性格当中隐藏些许柔弱，并且于退让结合，所以就形成了固定模式。就如同足球场上的边路选手，左右都可以，只是固定了一面以后，就更容易发挥罢了，省略了一个需要自己负责的事项，就会更专注于自己现在的本职工。当时是实行“三省六部制”，而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中间环节由皇帝亲知御批，之后交由尚书省执行。而房玄龄在贞观朝初期担任的是中书令，之后担任门下省侍中，随后又拜为尚书省左仆射。这就能够看出他并不只是在行策划，只不过在他与杜如晦的这个组合当中，为了强调杜如晦的辨别能力，所以刻意强化了房玄龄的策划能力。而他的搭档组合又不单是杜如晦一个人，还有他与魏征的组合，同时能够看出他的“谏”。只不过在这个组合的形成期内把他俩的表现力强化，而又把整体才能忽略一部分，所以才会形成房谋杜断的，不过这却是无法掩盖房玄龄的真实才干的。根据隋朝著名人才鉴赏家高孝基的话“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如果结合上对杜如晦的评价就能够看出，一个是“国器”，一个是“栋梁”，这也与其早年的经历相互应证。
人力枢纽造名相
房玄龄的最重要的是他的用人，他的策划他虽然是核心人物，可并不是关键人物，而他的“谏”也是如此，他制定制度也是如此，都有别人参与，可是他的用人却是单独完整的，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么也就没有杜如晦与魏征这样的人才了。看看房玄龄前后的人力枢纽，前有萧何，后有狄仁杰，都是有名的宰相，暂且不说几个人的政治才能如何，就凭其三人用人就能够成为名相，不能不说人力枢纽造名相。而综观三个人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是背景却是相同的，都是处在开国时期，萧何是汉初，房玄龄是唐初，而狄仁杰则是周初。而改朝换代则会出现权力真空，这样有提供不少的就业岗位，而这个时期必然至少有官职两个任期，第一任期内无法全部达标（追求人才宁缺毋滥只是在人才饱和才会做的），所以会延续一个任期在第二任期内完成，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房玄龄所处的时期恰好如此，既处在开国初期，又处在改朝换代，所以他做人力枢纽有两个时期，一个是跟随李世民的创业初期，这个时期有岗位没人才，所以会有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但杜如晦是属于一个偶然，当时李建成对李世民的幕府实施了清洗，杜如晦是这个才“上位”的，这是第一个时期。而在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事变之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把朝廷内的岗位重新洗牌，以建立自己的机构，这是第二个时期。而在正常运转之后，要定期对通知机构输入新鲜血液，这是第三个时期。下面就具体说说在这三个时期当中，房玄龄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一时期
这个时期是李唐王朝的创业初期，李家虽然是大家族，可是却无法提供更多的人才来满足地盘的扩充，岗位多了，可是人才却少了。西汉末年王莽能够取代汉朝，就是因为当时王家的人才遍布朝廷各个角落，所以能够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获得最高统治权，这个时候就能够看出李家起兵还是比较仓促的。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地盘提供就业者。所以早期的唐朝充斥着大量的降将，而李渊这个人又对这些人不感冒，所以房玄龄就拉拢这些人，给秦王做幕僚。这些人投降容易，忠诚度就成了大问题，要有一个能够震慑住他们的人，而这个人非房玄龄莫属，有句话叫以德服人，同时“德”也是一把双刃剑，能够让别人信服，也能够震慑别人。当时房玄龄作为人力枢纽的重要功绩就是“统战”工作做的十分出色。去战俘营挖人才，找这些阶下囚谈话，这些人能够成为李世民的幕僚，完全是凭借房玄龄一个人，先与这些阶下囚谈话，用情感攻势打开一个突破口，然后在通过自己的主子李世民去向李渊要求赦免这些人，让他们带罪立功。如果说在贞观朝的功臣是在“玄武门”事变当中有所贡献的话，那么为李世民制造“玄武门”的第一功臣就是房玄龄。中国传统就是“立长为嫡”，可偏偏李世民是老二，处在中间位置，即使做的再出色，必然也无法当上国家最高元首，而李世民的才能让房玄龄深深的折服了，他认为继承人之间的皇位之争是动摇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并且那样会牵连到无辜的百姓，而且他这个人接受的思想是“执政为民”，如果选择中立的话，那不是他的作为，他就希望能够凭借人才的压倒性优势避免国家动荡，可是却更加招致了皇位继承人争斗的白热化。可是其本意却是为了避免百姓面临战火第一线，力争把伤亡缩小到最小，这一点是与长孙无忌与杜如晦等人有本质上的区别。
他在事变之前就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忷忷，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话说的很明确，为了国家，个人得失算的了什么，他对长孙无忌说这番话的目的就是让以长孙无忌为他与杜如晦的“晓之以理”之前以情感攻势撕开防线。看一个人的重要性就要看在重要事件的时候是否可以短缺他，如果说“玄武五功臣”不可缺少的人物，我认为五个人分工不同，所以都不能缺少，但是在事情的三个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只能是房玄龄。而更何况杜如晦是他的搭档呢？如果把功劳分成五份的话，那么“文学馆十八学士”的两大坐班主任至少占五分之三，而若在细分，房玄龄至少一人独占五分之二。原因就是他对于这个事件，很早就开始做地下工作了，这都是得益于他第一时期的人力枢纽所致。
第二时期
这个时期相比第一时期，就会觉得这个时期是排除异己，稳固政权的时期。房玄龄多次介绍李世民的亲自指示，例如“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第一句话是说了，官员的遗照时期划分为两种，官是指自己人，而员则是非自己人，所以就是要说，重要的是把自己人都推上去，而不要给不是自己人制造就业岗位。第二句话是对内部人员开始“廉正道德建设”，善是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擅长，是指工作能力；另一个是善行，是指道德考核。所以经过唐太宗的指示，房玄龄的贯彻落实，唐朝中央部门的文武官员在经过“简政”之后，臃肿的行政机构一下就显得苗条了许多。魏征就是这个时期的偶然人物，原本李世民的集团当中就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归降派”了，可是魏征这个人的能力与德行实在太出色了，所以在宫廷当中上演了一出红白脸大戏，最后魏征留任新政府当中。
房玄龄这个人究竟是为君还是为民，我倾向于为民，我觉得他是以为君为中介，以为民为目的。而他对唐朝的振兴农业起到了很大的重用，采取了一系列《均田令》、《水部式》、《租庸调法》、《缓力役诏》等修养生息的政策，虽然他的才能有许多，不过都无法摆脱他幼时的经史之类的范围，可是其做为人力枢纽却是贡献相当大的，被誉为“唐之萧何”，这句话是在贞观十九年（645）春，唐太宗执意亲自远征高丽，他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而萧何的功绩恰恰是其作为刘邦的人力枢纽造就的，房玄龄也是如此，可是房玄龄却有与萧何有个不同，萧何是军政诸多人才都做了甄别，而房玄龄是以杜如晦与魏征等文人为主。不得不说一句，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决定着他的一生，作为人力枢纽，本身的起点地位越是卑微，就容易给人才这一特殊就业人群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