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俑馆大门前卖石榴的房树民。因无人邀请他进入馆内服务商店鉴名售书，他只好孤独地在门口卖自家产的石榴。据说如果游客愿意的话，房老也可以在他售出的石榴上用小刀鉴名留念。
一．缘起
1974年初春，坐落在陕西临潼骊山脚下的西杨村遇到了旱情威胁。
夕阳的余晖笼罩着村南部的柿树园。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柿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杨培彦挥起笨重的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说道：“文学，就在这里吧！”
此时二人没有想到，这个不规则的圆圈意味着什么。
翌日晨，以西杨村杨全义为首的杨新满、杨志发等６名青壮年，挥动大镢在杨培彦画的圆圈里挖掘起来。他们要在此处挖一眼大口径的井，以解决燃眉之急。不到一个星期，一口直径４米的大井就已深入地下近４米。此时，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手中的镢头离那支后来震惊世界的庞大军阵，只有一步之遥了。
历史记下了这个日子——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９日。
当杨志发的镢头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出土了。奇迹的第一线曙光划破黑暗露出地面。紧接着，一块块头颅、一截截残肢断腿相继露出。但此时众人皆认为这些东西是古代“瓦爷”的破烂货，没有一个人为之重视，笨重的镢头仍“咚咚”地劈将下去。
二．插曲
历史记住了他的名字——临潼县晏寨公社水管员房树民。
当房树民听说西杨村打的井已深入地下５米多，仍不见点滴水星时，便揣着诸多疑问来看个究竟。他先在四周转了一圈，捡些陶片在手里端详敲打一阵后，下到井底。井壁粗糙不平，一块块陶片、碎砖嵌在泥土里，只露出很小的部位。房树民用手抠出半块砖，来到组长杨全义的跟前：“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
“为啥”杨全义吃了一惊。
“你看，这砖不是和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一样吗”原来，临潼县文化馆此前收集了不少从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秦砖，房树民与县文化馆文物干部丁耀祖是好朋友，平日常去馆里找丁，时间长了，也就从老丁那里学到了一些文物知识。
房树民爬出井口，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我看这像古代的一处遗址。先让社员们停工一天，我打电话让县上来人看看再说吧。”
很快，临潼县文化馆的丁耀祖、王进成、赵康民等一行赶到井边，看到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横躺在井下，十分震惊。“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馆长王进成对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赵康民又来到西杨村，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陶片。为了尽可能地挽回损失，赵康民又带领社员用借来的铁筛子，把可能带有文物的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小手指、小耳朵等碎块都被筛了出来。
在赵康民的指导下，社员们把残缺不全的“瓦爷”碎片装了满满三架子车，拉到几公里外的县文化馆，赵康民当场给了３０元人民币以示奖励，农民们看到这么多钱，说道：“想不到这瓦爷都快比人还值钱了”，非常高兴地走了。赵康民把社员送来的文物作了初步整理，觉得有必要再亲自作些考察发掘，于是便在５月初又到打井处召来一帮社员发掘了２０多天，直到夏收时才停止。这次发掘，在井的周围掘开了南北长１５米、东西宽８米的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此后，赵康民每天躲在县文化馆文物修复室，对这些无头和缺胳臂少腿的陶俑及一大批残片做了清洗，并细心地进行拼对、粘接、修补，没过多久，就修复出两件比较完好的武士俑。
正当赵康民躲在僻静的文物修复室，潜心修复陶俑时，这年５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人类的怀抱。其人便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
三、转折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１９６０年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１９６４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他回临潼，是探望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和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有一天，他径自走到文物陈列室后面一个暗淡的房瞧个稀奇，只见几个高大魁梧的陶俑身着铠甲，手臂作执兵器状，威风凛凛，气势逼人。蔺氏在身心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当即断言：“这是2000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此后，蔺安稳多次找赵康民了解发现经过，交流对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实地踏勘，找打井干部、社员交谈。通过一次次座谈和调查得知，当地农民过去由于打井、平整土地等生产活动，陶俑曾几次露头出土。６月２４日，蔺安稳怀着兴奋、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很快写出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一文。
６月２７日，该文以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第２３９６期刊发。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关于秦俑发现情况的第一篇文字报道刊发后，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此时正值“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政治运动之中，秦始皇被“四人帮”吹捧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革命派和真老虎等等。当“内参”被江青看到后，她在惊喜之余，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事感到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姚文元，让姚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并杜绝这类事情再度发生。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将事情真相调查清楚，报中央和国务院。姚文元受领指令后不敢怠慢，立即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了江青对此事的态度。李先念见此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更是不敢马虎，将蔺安稳写的内参紧急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原文如下：
庆彤同志并冶秋同志：
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先念
１９７４年６月３０日
随着“内参”与“批示”的相继面世，各方面都积极行动起来。经过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委组成了秦始皇陵秦俑坑发掘领导小组。同时，陕西省委决定由省博物馆、省文管会、临潼县文化馆三家抽调专业人员，成立秦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对遗址进行发掘。首批队员共５人，分别是杭德洲、袁仲一、屈鸿钧、崔汉林、赵康民。
７月１５日下午，杭德洲、袁仲一等考古队人员，携带几张行军床、蚊帐等生活及发掘用具，匆匆离开西安，乘一辆敞篷汽车来到西杨村，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的安排下，于村边生产队粮库前的一棵大树下安营扎寨。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掘由此拉开了序幕。
四、余波
秦始皇兵马俑面世并轰动世界后，关于谁是“兵马俑发现第一人”的问题，又引起了不同的争论。西杨村农民杨志发最早作为“第一人”，受秦俑博物馆文物商店聘请，专门为游客在画册书籍上签名，杨本人在经济上则视签名售出商品的多少拿一部分提成。此事轰动一时，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曾专门与杨志发握手交谈，据说杨在给克总统签名时，只给他画了一个很圆的圈圈，结果把这位世界头号帝国的总统给震住了，说：“我给人签名都是全签，老杨给我一个画一个圈圈就打发了，牛呵！”
此事过后不久，临潼县文化馆的赵康民突然向媒体宣布，他才是“兵马俑发现第一人”，不但如此，赵同时宣称自己还是“鉴定、命名、修复、发掘第一人”，并到秦俑博物馆商店签名售书。此事引起了各界广泛注意，有的认为杨与赵都不是“第一人”，而当年的水管员房树民才是真正的第一人。如果没有房树民及时制止，这些兵马俑早成斧下之鬼了。有的则认为新华社记者蔺安稳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如果没有蔺写出“内参”，就不可能引起高层重视并组织考古发掘。正在各方面争论不休之时，原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大为恼怒，迅速约集当年打井的几个社员，找到博物馆袁仲一等几位领导人，强烈要求给自己和其他几名打井的社员出一份“兵马俑发现者”的证明，杨培彦同时迁入博物馆一家商店开场签名售书。
如此以来，整个秦俑馆就有四五个“发现者”和“第一人”在各个商店签名销售画册和书籍。由于商店属于承包性质，博物馆不便多管，且这个“发现者”或“第一人”究竟由谁来认定才算有法律效力，博物馆领导者对此并不清楚，更没有那一个部门乐意出面淌这片混水。因而，不明真相的游客买到签名的画册后，发现不对劲儿，便找博物馆领导“算账”，质问“到底谁是第一人？怎么一下子冒出了四五个第一人？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要弄虚作假”等等。博物馆领导袁仲一等人对此甚感痛苦，但又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很希望由那个职能部门或社会各界人士，或由新浪网等大型门户网站发动网友投票给评定一个真正的“第一人”。假如“第一人”被确定，并被各方面人士和当年打井的农民兄弟认可，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游客们拿到签名的画册书籍后也就不用质疑了。
但问题是此事到底由哪一家，哪个人出面牵头搞定，这又成为一个新的令人头痛的问题。更令人头痛的是，中国出版的比较权威性工具书《辞海》在“发现”条目下这样说道：本有的事物或规律，经过探索、研究，才开始知道，叫做“发现”。很显然，当时挖井的农民是没有研究，并且连兵马俑都不知道的，更谈不上知道“规律”性的东西了。如果《辞海》的解释和定论准确，打井的农民自然不是“发现”者。如果《辞海》的解释是错误的，打井的农民有可能是“发现”者，但到底谁是第一“发现”者，还要看从哪个角度来划分判定，由谁来判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