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下册）·第二节 房玄龄
第二节房玄龄
秦府十年
房玄龄（579—648），字乔松③，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房熊，任州主簿。父房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
玄龄少年时就很聪敏，又喜欢读书，因而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他曾随父亲到了长安，当时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以为隋祚久长，而善于见微而知著的房玄龄却看出了将乱的征兆，悄悄地对他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①房彦谦虽然不让玄龄明说此事，但心里却也同意他的见解。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仅十八岁的房玄龄即由本州举进士，授任羽骑尉，并于秘书省担任校雠。这时，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了他的举止言谈，便对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②后来补为隰城（今山西汾阳）尉，因地近太原，受汉王杨谅谋反事件的牵连，被贬职后转任上郡（今陕西富平）。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地区农民反隋浪涛汹涌澎湃，隋皇朝在风雨中飘摇。这时，房玄龄“慨然有忧天下志”。隋义宁元年（617），李渊挥师进据京师长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他走马投身于世民麾下。两人一见如故，即授任渭北行军记室参军。从此，便随从李世民转战南北。房玄龄的忠诚及才干深受李世民的赏识，他很快成为秦王府的心腹及决策人物。
房玄龄喜遇知己之主，他对李世民更是“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他尤其注意招揽人才，每次战胜敌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唯有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③。在击破王世充后，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④。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李世民曾颇为感慨地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①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他常主典管记，遇有军书表奏，他总是“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他曾极口称赞房玄龄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善于审时度势的房玄龄极力赞助李世民的武力夺宗斗争，并劝世民先发制人。他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忷忷，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房玄龄的老谋深算及李世民的亲遇，遭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忌恨，遂乘机诬告于唐高祖，正在他与李世民加紧策划之际，高祖下令将他与杜如晦一起驱逐出秦王府，不得事奉秦王。
武德九年（626）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决定采取行动，派长孙无忌等召回房玄龄谋事。为了防止他人发现，他穿着道士服，秘密而来，经过密谋策划，决定翌日凌晨伏兵于玄武门，乘太子早朝时突然袭击。结果一举射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助成了李世民夺宗的成功，由此擢任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
贞观良相
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淮安王李神通以为房玄龄等人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①贞观三年（629），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他位居辅弼以后，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房玄龄对尚书省的政务一向是认真负责，对省中的公牒、狱讼都亲自披阅，予以妥善处理，不辞辛苦。唐太宗见他如此勤苦，对他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于是敕令尚书省“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②。让他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帮助唐太宗更好地处理军国大事。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一次在太宗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①玄龄还认识到，创业之主历经艰险，了解民情，精勤于治，一般说国家治理得较好，而子孙却易骄奢败亡。在他回答太宗的“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的问题时说：“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②可见，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一次与唐太宗论治，曾谈及了隋朝名相高颎的公平正直，他颇有感慨地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直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太宗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③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④。唐太宗依从其议。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四不可①，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
修定朝章国典
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②。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在修定律令时，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思想。唐太宗即位不久，他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条，又诏令玄龄与弘献重加审定。房玄龄认为，古代有五刑，其中一为刖刑。及肉刑废除后，现以笞、杖、徒、流、死为刑，而又刖足，这样即为六刑，比古代尚繁。根据房玄龄的意见，“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③。旧令规定，兄弟分居，荫不相及，但是连坐俱处以死刑。唐太宗对此提出异议。房玄龄等人又议论，认为“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改为：“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④房玄龄与法司撰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厩库，六是擅兴，七是盗贼，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分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这次制定的律令，删繁就简，务求宽平，史称“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①。既简化了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法。
房玄龄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分为13卷。贞观十一年（637），正式颁行天下。接着，又删改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最终删削二千三百余条，定留七百条，分为18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贞观格》也是“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②。
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 功。尽管作为法律来说，唐律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依据，但它比较宽简，较隋律有所减轻，人民总比生活在摇手触禁、动辄得咎的严刑峻法的统治下要好一些。
房玄龄对封建的礼仪也颇为精通。早在武德二年（619），诏命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高祖释奠时，又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配。贞观二年，房玄龄认为此做法不符合礼教，遂与博士朱子奢建议说：“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于是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罢去了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①在唐太宗平定突厥后，五谷丰登，群臣曾请封泰山。唐太宗命秘书少监颜师古等人召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封禅的仪式，但久议而不决。太宗又命房玄龄与魏徵等人博采众议奏上，对于坛之大小，玉牒、玉检的尺寸等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②。
房玄龄奉诏与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138篇，分为100卷，名为《大唐新礼》。另外，房玄龄还与礼官一起，对不合时宜的旧礼作了改定。他认为，“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天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对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农隙讲武，天子上陵、朝庙等礼仪，“皆周、隋所缺，凡增多二十九条”。其余的也都依准古礼，稽考历代，择善而从。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可，遂“颁于内外行焉”③。
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④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忠肃恭懿，更得殊遇
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又以房玄龄德高望重，加授太子少师，以教谕太子。他自惧盈满，屡次上表请解除左仆射职务。唐太宗诏令回报他说：“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不得已，他只得以本官就职。当时，皇太子欲行拜见师傅之礼，并准备好了仪卫，以等待房玄龄的到来。但房玄龄得知此事后，“深自卑损”，不敢谒见太子，悄悄回到家里。“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贞观十六年（642），房玄龄又进拜司空，仍综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他已居端揆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太宗特派使者劝谕他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竭，当更奏闻。”①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留任原职。
贞观十七年（643），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太宗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他又进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并依然监修国史。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赞助唐太宗以修旧好。贞观十五年，薛延陀部乘太宗东封泰山之机，进攻唐属国突厥，被唐兵击败。第二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另派叔父前来求婚，言归于好，并贡献马三千匹。当时，太宗认为“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部崛强”，是以武力征灭，还是“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房玄龄上奏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听从了玄龄的意见，当即表示：“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①遂决定与其和亲。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更立王弟子藏为王，遂专擅国政。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表示，盖苏文弑君攘国，取之甚易，但又不愿劳民伤财。房玄龄马上表示赞同太宗的意见，说：“陛下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②司徒长孙无忌也不同意出兵，于是便对高丽采取了安抚政策。
贞观十九年（645）春，唐太宗执意亲自远征高丽，他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并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凡军粮器械，军伍行留，由玄龄“悉裁总之”③。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倚重，特命他“得以便宜行事，不复奏请”。当太宗离开京师不久，有人来到留台，声称有密告。玄龄问密告何人，那人回答说告房玄龄本人，他听说二话没讲，即命乘驿将告者递送太宗所在。太宗听说留守有表送告密人，马上料到是诬告房玄龄，不由怒气冲天，命左右执长刀而后接见他，问密告何人，回答说是房玄龄。果然不出太宗所料，立即喝令腰斩，并玺书告谕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又再次重申：“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①由于房玄龄知人善任，唐太宗在选任官吏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幸翠微宫时，曾擢任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这时房玄龄正留守京城。适遇一官吏从京师来翠微宫，太宗便问他房玄龄听说任李纬为尚书有何意见时，那人回答说：“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②太宗听后，即将李纬改授洛州刺史。
房玄龄事奉唐太宗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但缺乏像魏徵那样面折廷诤的骨鲠品质，遇到太宗处事失误之处，不敢极言谏诤。贞观五年，（631），相州人李好德因患有疯癫病，言涉妖妄。大理丞张蕴古上言，说好德患病，不当判罪，太宗将宥免他。但蕴古却将此事秘密地告诉他，还与他博戏。此事被人弹奏。唐太宗一怒之下，将蕴古斩首于东市。事后，太宗又非常后悔，即批评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③批评了房玄龄不能直言规谏，以致使其处事出现了失误。
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太宗将他召入玉华宫，坐肩舆进入殿内，直到御座侧才下，君臣相见涕泪不止。太宗特意将他留在宫内，每听说玄龄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一听说病势加剧，则面容忧悴。
唐太宗对房玄龄的尊宠使他感激万分，这使得他对唐太宗一再扬言东征高丽一事的过失再也不能缄默不言了。他对诸子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拖着沉重的病体，上表劝谏。上表说：“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唐太宗看完上表，十分感动，对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①房玄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唐太宗为便于探病，遂凿通苑墙，特开一门，频频派中使候问。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太宗又亲临病榻，与玄龄握手话别，悲痛难忍，还诏令皇太子与他诀别，并当面将其子房遗爱擢为右卫中郎将，遗直为中散大夫。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卒，享年七十岁。为了深切悼念他，唐太宗特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为给房玄龄办理丧事，特赐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并陪葬昭陵。
房玄龄生前极力辅佐唐太宗治理军国大政，同时也善于料理家事。他早年服事父母以孝而闻名。父亲曾身染重病，卧病十旬，他尽心料理药品与膳食，百余天“未尝解衣交睫”。父死后，他悲痛万分，五天不食不饮。他事奉继母也是“恭谨过人”。母亲病了，每逢请的医人来到家门，他“必迎拜垂泣”。在他守母丧期间，“尤甚柴毁”。唐太宗特命散骑常侍刘洎前去安慰，并赐与寝床、粥食、盐菜等物。①房玄龄对其妻也以礼相待，恩爱很深。在他年轻时，病得将死，便对其妻托以后事说：“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由于夫妻感情笃厚，其妻卢氏听了二话没说，哭泣着进入帷帐中，用刀自剜一目，以向玄龄表示誓无二心。玄龄病愈后，“礼之终身”②。
房玄龄治家也有法度，尝告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特意搜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并对他们说：“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还说：“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只是到了高宗时，次子遗爱所尚高阳公主疾恨遗直居嫡，遂与遗爱阴谋夺其封爵，事情败露后，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遗直虽以父功特予宥免，也除名为庶人，把房玄龄辛苦经营的家业荡涤一空。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三十二年，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与杜如晦一起被称为唐初贤相。
③房玄龄名字诸史书记载歧异，今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碑，参见《容斋随笔》卷十二《房玄龄名字》条。
①《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②《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③《贞观政要》卷二。
④《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①《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贞观政要》卷三。
②《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②④《贞观政要》卷三。
③《贞观政要》卷五。
①《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②《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
③④《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①②《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①《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②《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志》四。
③《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
④《新唐书》卷一○二《令狐德棻传》。
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②《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③《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②《贞观政要》卷三。
③《贞观政要》卷八。
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①《贞观政要》卷五。
②《新唐书》卷二○五《房玄龄妻卢氏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