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的发祥地和兴旺之地考
从自然地理环境的多样性、日照时间的长短、温度和湿度的高低以及生态的丰富性上讲，地处河北北部的中山唐县，与山西南部的临汾地区显然是不能相比的——河北的唐县给人类生产的便利与生存的稳定性，显然远不如临汾地区。而传说中的尧是前此（原始社会）以来中国黄河流域各部族的第一次大统一、大稳定、大繁荣的时代。人类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任何社会群体的强大，经济永远是第一位的因素。没有上好的地理环境，没有发达的农业生产，很难想象他能够强大并吸引和统一众多的部族。地下考古亦证明，新石器时代最繁荣的地区，就在河东地区，且民间传说的材料更集中。《畿辅通志》卷一百七载元·郝经的《唐帝庙碑》言：“永平，（尧）帝之所生，故有庙焉。而今则弗存。”他还说：“按《地志》：伊祁山，尧母所居，葬于庆都，曰庆都陵，又曰望都山。望都，尧母之名也，故以名山。”郝经为一代大儒，但他的这个说法与通常之说是矛盾的：《竹书纪年》卷上云：“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须发長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於丹陵，其狀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髙辛氏衰，天下归之。”《路史》卷二十、《历代紀事年表》卷一、《繹史》卷九等书皆采用此说。徐文靖《竹书统笺》卷二引许慎说尧母庆都“观于河”，那就更明确的是说观于黄河〔20〕。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说明一点，即如何对待《今本竹书纪年》的问题。按王国维的说法，《今本竹书纪年》是不可信的。但他所说的关于帝尧的传说采自《宋书·符瑞志》并不确切，确切地说，应该是采自《春秋合诚图》，而《春秋合诚图》乃是汉代图谶书的一种。就总体上说，图谶是不可信的，但对其中采自民间的上古传说，我以为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其中关于帝尧的传说，除了远离现实的神化（或神话）的部分，有两个关键的地名值得注意。一是“三河”，一是丹陵。《太平御览》卷五十五引《春秋合诚图》曰：“尧母庆都盖天帝之女，生于斗维之野，当三河东南。天大雷电，有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所有上面诸书的说法都来源于这里所援引的《春秋合诚图》。说得十分明确：“斗维之野，当三河东南。”（“当”为“常”之误）《艺文类聚》卷九十八两引，一作“常在三河之南”，一作“常在三河东南”，“之”为“东”之误（《太平御览》卷八十、《说孚》卷五上所引并为“常”，“之南”并作“东南”）。所以，尧的出生地当在“三河”一带，而不是在今天的河北。而所谓“三河”，《史记·货殖列传》曰：“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三河东”，当然就包括河东之东，即今之晋东南一带。与河北唐县相去甚远。
这个说法也曾为古代学者所认可，如上举许慎。但他认为其地在濮州成阳（在今山东济阴曹州交界处，许慎惑于汉代谶纬之学，认定所谓“斗维之野”这种天人感应的神学观念）。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十五载《灵台碑》，即认为是尧母庆都之冢，其地又有尧陵。但那里从来就没有所谓叫做“唐”的地名。最大的可能是西周建国后封刘累之后封于鲁，刘累的后代又分散于山东各地，立尧祠以祀之。上面所说的河北唐县，传说为尧或丹朱的封地，其由来也应如此。尧的诸子封于各地，随着他们所封之地的转移，而把“唐”这个地名带到了各地，并皆立尧庙以祭祀祖先。正如东晋南迁，把北方地名带到南方一样。这种情形在商周以前的上古时期当尤为突出〔21〕。
可以肯定地说，古所谓“三河”应该在今山西南部、河南洛阳一带。丹陵应为丹林之误，在晋东南高平、长子一带（详下文）。
《山西通志》卷五十七《古迹一》载：“（翼城县）南十五里唐城村，丹朱所封都也。”这个结论当然来自《路史》所引的材料，接着又说：“九门城、尧台，《元丰九域志》：‘翼之堂阳有九门城、尧台、姚墟。'朱子《纲目》：‘舜生於姚墟，因以为氏。'在北门外冰清镇。晋城故城村，叔虞肇封地，子夑更号晋，即晋故都也，址存。元绛州守宋克笃诗：‘分星谁辨是參墟，表里山河古晋都。'”宋克笃感慨的正是被后人遗忘了的这个深藏在翼城县偏远的小村子，原来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叔虞所封之地——唐，后来改为晋的那个地方。如果不是其来自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何以要编造这么多远古的故事？有唐城，有尧台，有姚墟，有晋都。最令宋克笃相信的是晋故都“址存”。我以为这才是帝尧兴盛的具体地点——唐，后来丹朱曾经封于此地，或者曾在这里临时住过，“以奉尧嗣”。但其地无所谓与“丹”有联系的地名，肯定不是丹朱始封之地。
说翼城的“唐”是尧的兴旺之地，是因为以翼城县为中心的平阳地区，即古以“唐”命名的这个地区，本因这里有唐水、唐城。按《史记·晋世家》的说法，唐正是这里，而不是晋阳〔22〕。而且这一带关于尧和丹朱的传说比较集中（以下所引材料并见《山西通志》卷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不再一一注出）：
平阳府临汾县有“双阕”，传说许由欲观尧之意于双阕之下；有“五府”（杜佑云“唐虞祀五帝于五府”），有“貳宮”，一名貳室（副宫），《帝王世紀》所谓“帝（尧）见舜，处之貳宫”，又曰：“尧以二女妻舜，为筑宫室，封之虞。”有“康衢”，《列子》言：“尧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与乱，乃微服游於康衢。”有“伊村”，在县南十里，以帝尧姓伊祁，相传有茅茨土阶遺址。又城北三里，相传席老（师）击壤处。又城东礼城，相传尧妻舜二女地。有“蓂莢亭”，在城西南十里伊村里（尧時蓂莢生於庭，旧志‘內有帝尧古像'，里人悬阁上祀之）。有“尧井”，在尧庙殿前，相传尧建都時所凿。有“演马场”，在伊村南，相传丹朱演马于此。这些传说只能证明平阳是尧建都之处，而不是最初的兴旺之地唐。
岳阳县有“唐尧城”，在县东八十里，世传尧筑，址存。有“羊獬故墟”，南二十五里，相传尧時神羊产此。有“皋陶里”，南十三里皋陶村，有塜存。这个传说也是尧统一众多部落的时候，即所谓“尧理天下”的情形，而不是他晚年传位于舜之时——神羊獬豸是神兽，可以辨别是非善恶，帮助法官判狱。这传说正与皋陶有关〔23〕。这也正是尧建都于平阳之后的事情。因为众多的部落联盟，没有统一的规范，那就没法整齐步调。礼法的作用正是用公平的客观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避免了以帝王（其实为大部落联盟总酋长）个人情感处理问题的嫌疑，免除了帝王个人的许多麻烦。平阳应该是皋陶设置礼法以治理国家这一传说的起源地〔24〕。就是说此地决非尧的初始封唐之地。
《山西通志》卷十八载：襄陵县有“巢溪”，在县东南三十里，一名洗耳河，一名頴水〔25〕，相传巢父洗耳处。有“丹朱泉”，在县西南十里景村，相传丹朱插剑得泉。有“娥英泉”，在县西南十里薛村里，東入汾。相传娥皇、女英游此。有“平水”，在县西北十五里平山下，一名晉水〔26〕。并且还有一条河亦名“晉水”，在县城屏霍门外，源出姑射山，东流入于汾河。有“九箕山”，在县东十三里，东北接霍山之麓，高二里，盘踞三十里有奇，南北袤十里，东西广二十五里，状类箕，南向者九，故名。相传許由居此，下有“洗耳泉”、“弃瓢池”遗址。有“英山”，在县西二十五里圏头村，西望娄山，南连天石，上有娥皇、女英祠，故山以英名。尧让许由，而许由洗耳，这是尧理天下的鼎盛时期，也不是封丹朱之时；重要的是这里也无世传的与“丹”有联系的地名。
浮山县有“尧山”，在县东八里，即中条之西麓，上有帝尧祠。有北天坛山，在县东北二十里，一名“北尧山”，与“南尧（山）”胥有尧庙，亦中条之别支也。有浮山，在县西四十里，一名臥虎山，属临汾。《金志》：“襄陵有浮山，汾水、潏水。”盖浮山本由襄陵析也。“相传洪水時，山随水消長，故名。”有“丹朱墓”，亦传说为丹朱的封地。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十三：“神山，本汉河东郡，唐武德中始析置浮山县，寻改神山县。”有“丹朱邑”，所谓“故郭城”，在县西南十里故县村，三面险绝，惟东面平坦。旧志“神山县故郭城”是也。《北魏志》（即《魏书·地形志》）擒昌县有郭城，當即此。一名丹朱邑。这个传说与尧时洪水有关，但这里没有陶，也没有唐，更没有以“丹”命名的山水村镇。所传丹朱的封地或丹朱墓地，当是丹朱后代所封殖也。
霍州有“陶唐谷”，在州东三十里。《汉书》瓒注：“永安唐城，尧所都也。东去彘十里避暑。”“臣瓒”的这个说法被《山西通志》的编者认为“语殊近俚”（卷十八），大约是说帝尧“避暑”的荒诞。但我们不能因为其中一句话“近俚”，就否定其全部的真实性。古代学者和我们今天所论述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根据俚俗所传的种种说法。这里的陶唐谷应看作是尧祭祀霍太山即古人当作“中镇”太岳山的地方，或者是尧曾经查看过的地方，而不是尧兴盛之地。臣瓒之所以认为永安的唐城为尧都，也因为这里与翼城相去不远，属于唐的地区。所谓“尧所都”，或者帝尧曾经临时在那里建都——我相信，帝尧建都之处在山西南部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定在平阳，中间很可能有多次的建都之地。当然，远古所谓都城，也不会像后世那么讲究。也许不过是以地区的角度讲的一个笼统的说法。
……
我们不妨再看一下这几个县的疆域情况。
《山西通志》巻六《疆域一》载：“临汾县东西广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五十三里。东至浮山县界韩村五十五里，少南至浮山县治八十里；西至吉州蒲县张村岔八十五里，少北至蒲县治一百五十里；南至襄陵县界下靳村二十八里；至曲沃县治一百二十里；北至洪洞县界天井村二十五里，少东至洪洞县治五十五里；东南到翼城县界一百五十里；西南到襄陵县治三十里，到吉州乡宁县治一百八十里，东北到岳阳县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到隰州汾西县界一百八十里。”“浮山县在府东少南八十里，东西广一百里，南北袤八十里。东至泽州沁水县界贺家岭七十五里，少南至沁水县治一百二十里；西至临汾县界官雀村二十五里，少北至临汾县治八十里；南至翼城县界朱村四十里，翼城县治七十里；北至岳阳县界东池村四十里，岳阳县治一百里；东南到泽州阳城县二百里；西南到太平县一百三十里，东北到岳阳县界旧县村七十里。”“翼城县在府东南一百二十里，东西广九十里，南北袤五十里。东至泽州府沁水县界关子门六十五里，沁水县治一百里；西至曲沃县界续村二十五里，少南至曲沃县治五十里；至太平县一百一十里，南至绛县界大交镇二十里；北至浮山县界南坂桥三十里，浮山县治七十里；东南到垣曲县界乐平村七十里，垣曲县治一百五十里；西南到绛县治七十里；少西到闻喜县界东郑镇一百里，闻喜县治一百四十里；东北到浮山县界卢村六十里；到岳阳县界茶房八十里，岳阳县治一百四十里；西北到太平县界门浅沟五十里，太平县治七十里。”
不厌其烦地抄引这枯燥的材料，目的在于指出在这一地区内，无论以临汾为中心，还是以翼城为中心，与其周边各县相距最多二百里（与晋东南泽州阳城县）〔27〕，互相的联系非常紧密。这就在地理环境上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居住带：有山有水，有广阔的平原。汾河、沁河作为人类生命依赖的天然资源，像血脉一样流贯其间，把这一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小范围内还有平水即晋水滋养着这一块丰饶的土地；且向东与晋东南的泽州、沁水相连；向南则与河南怀庆、温县直到洛阳地区，都有更大的发展余地。沁水与长子交界，汾水、平水即晋水、沁水属黄河水系，漳水在古代亦属黄河水系，今属海河水系。晋东南是一个天然的大盆地，北至沁县、武乡，有分水岭与太原地区划界。据《山海经》之《西次二经》、《西次三经》多载山西境内之山川，其中有大泽数处：盐贩之泽、长泽、少泽、黄泽、印泽等等。明朱载堉撰《乐律全书》卷二十二附录《羊头山新記》曰：“《周礼·职方氏》曰：‘冀州，其川漳，其浸潞。'许氏《说文》水部曰：‘潞，冀州浸也。上党有潞县。'”何谓“浸”？浸者，大水、湖泽也。《周礼·职方氏》：“扬州……其浸五湖。”可证。泽州亦因濩泽而得名。上党盆地原为大泽无疑。这种大泽古亦称为“海”〔28〕，至今在长治和襄垣之间有一乡名“渔泽”，阳城古称濩泽，都是远古大泽之名的遗留。炎帝神农氏之少女游于“东海”者，非今之东海也，乃是在这片大泽之边“游”（原作“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遊”不同于“游”）。那时这里本是一片海一样的沼泽。这传说印证了一个事实，即这里原是最适合于农业生产的地域〔29〕。那么，从炎帝神农氏再过几百年，尧在整个山西南部包括今晋东南和晋南这一地区继续发展生产，以至兴旺起来，吸引周边众多的部族归附，又最终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是完全合理的。
更可以资为证明的是，这一地区与传说中尧时的洪水有关。
《尚书·尧典篇》曰：“帝（尧）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元·呉澄《书纂言》卷一：“汤汤，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盖下流不洩，泛滥上涌而逆行也。割，害也。荡荡，广貌。怀，包其四傍也。襄，驾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极言其大势若漫天也。”〔30〕这是远古一场长达数年的大水患，起码有九年——在《尧典》中明确记载了关于帝尧与臣下讨论试命禹之父鲧治水的事，但鲧治水的成绩不佳，“九载，绩用弗成。”这场大水留给后世最明显的记忆，就是在山西南部一带留下了一些与洪水有关的地名。
《山西通志》卷十八载，洪洞县有“洪崖古洞。洪崖在县南一里，古洞在县北五里。县以洪洞镇名，镇以洞名。”《通志》作者的这个说法大约是对一种附会之辞的照录。因为洪洞县（或洪洞镇）南部土生徒长的人，历来就把自己的县（或镇）名读为“hóngtóng县”（音“洪同”县），而不是读作“hóngdòng县”（不音“洪动”县）。若按《通志》作者之意，就得读作“洪动”，岂不谬哉！这里再强调一次：本地人自己对自己家乡地名的读音真正标志着地名的意义及其由来。崖而曰“洪”，洞不读作“动”，而读作“同”，不是标示着那场大洪水“荡荡怀山襄陵”的水势吗？可能有人会说，古传黄帝时有一洪崖先生〔31〕，到尧时已三千岁了，且“洪崖古洞”，不就是说洪崖先生居住处吗？否。首先，关于洪崖先生的传说虽然与尧有点关系，也与许由、巢父相联，但其地在江西，与山西无关；其次，这个洪崖与古洞并不在一起，相距六里之遥，太不合逻辑。
那么。洪洞县南部人为何读“洪洞”音“洪同”呢？原来“洪洞”者，澒洞也〔32〕。《淮南子·精神训》云：“澒濛鸿洞，莫知其门。”高诱注曰：“洞，读同游之同。”亦作鸿絧、澒洞、虹洞、洚洞。《文选》卷八扬雄《羽猎赋》：“徽车轻武，鸿絧緁猎。”李注“鸿絧，相连貌。絧，徒弄切”。李善的注解不能说错，但只是针对扬雄之赋的这句话来注释的。二字从水，显然与水有关（《辞源》“澒洞”条正采李善说，不甚确）。《说文》水部曰：“洪，洚水也。从水共声。”段玉裁注曰：“户工切。《尧典·皋陶谟》皆言'洪水‘，《释诂》曰：‘洪，大也。'引申之义也。孟子以洪释洚，许以洚释洪，是曰转注。”凡转注之字都是互相能训释的，也都是同义的。则洚水亦即洪水。《说文》水部曰：“洚，水不遵道。一曰下也。从水易声。”段注曰：“户工切。”两字皆音“户工切”，是两字读音本来相同〔33〕。段玉裁接着说：“《孟子·滕文公篇》：‘《书》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告子篇》：‘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水不遵道'，正谓‘逆行'。惟其逆行，是以绝大。洚、洪二字义实相因。”就是说这两个字读音和意义完全相同。正因为如此，宋·蔡沈《尚书集传》才说：“洚水，洪水也……其逝者辄复反流而泛滥决溢，洚洞无涯也。”他直接用“洚洞”。
洞，《说文》水部曰：“疾流也。从水同声。”段玉裁注曰：“此与繧部脯、马部蛔音义同，引申为洞达、为洞壑。”这个字的读音，段注曰：“徒弄切。”与《文选》李善注同。即应该读“同”音。这就足以证明，“洪洞”是一个叠韵连绵词，所以可以有多种写法：鸿絧、澒洞、虹洞、洚洞。其本义是说大水一望无际，浩荡连天。因而也可以用来形容与大水连天的波涛相类似的事物之外貌，如云气的浩大，山势的连绵不断。因此，就扬雄的赋而言，李注是对的，那是夸张狩猎的队伍铺天盖地，连绵不绝。我们不妨看一下古文中的诸种用法，就会更加明白这个词的本义了：
西汉·枚乘《七发》：“恍兮忽兮，聊兮栗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俶兮傥兮，浩瀇瀁兮，慌矌矌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东海。虹洞兮苍天，极虑乎崖涘。流揽无穷，归神日母。”《文选》卷三十四李善注：“虹洞，相连貌也。”应该说是水天相连，弥望无边。当然也可以说是波涛一排连着一排，直到天际。“虹洞”即澒洞、鸿洞、洪洞、洚洞、鸿絧。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四十七引《宋史·乐志》载《绍兴祀岳镇海渎四十三首》，其中《东海位》曰：“澒洞鸿濛，天与无极。导纳江汉，节宣南北。顺助其功，善下维德。我祀孔时，以介景福。”同书巻二百五曰：“北方土阜，水流迅直。霜降水涸，往往曾不容舫（舠），及伏、秋淫潦，百川灌输，澒洞之势，一泻千里。使不于浅涸无事时预为经理，使深广如一，忽然犇（奔）溃，而后图之，其有济乎？”文中两处提到“澒洞”，皆言水势之大。
《畿辅通志》卷一百十八引唐·独孤及《观海》：“北登渤海岛，回首秦东门。谁尸造物功，凿此天地源。澒洞吞百谷，周流无四垠。朗然混茫际，望见天地根……”《江西通志》卷十六：“……然余支流，其始小，其将毕乃巨，章貢自端州北下，合流多。潦久不霁，则涨溢澒洞，飘庐舍畜产，弥野漫树，沿江被其害。”所谓“涨溢澒洞，飘庐舍畜产”，这不同样是说洪水之害吗？
《全唐诗》第三函第十册高适《东平路中大水》：“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霖霪溢川原，澒洞涵田疇……虫蛇拥独树，麋鹿奔行舟。稼穑随波澜，西成不可求……”这又是明确地以“澒洞”形容山东东平一带洪水之大害的。
清·翟均廉撰《海塘录》巻十八引唐·卢肇《海潮赋》：“乃察乎涛之所由生也，骇乎哉，彼其为广也，视之而荡荡矣；彼其为壮也，欱乎其沆沆矣；其增其赢，其难为状矣。当夫巨浸所稽，视无颠倪，汹涌澒洞，穷东极西，浮厚地也。”此亦言乎海潮水势之浩大也。
这种例子在古文中实在是举不胜举。当然，也有用“澒洞”来形容云雾之盛和山势的动态美的——连绵的山峰如波涛连接天边，如浩淼奔腾的波澜〔34〕。
由此可见，“澒洞”本义就是大水，其他的意义，都是从大水无边之义引申而来。洪洞县名突出地标志着远古的洪水在这里泛滥的史实。这就是洪洞县部分人不断地而且严正地纠正外地人不要把“洪洞”读作“洪动”，而应该读作“洪同”的最后原因——那段历史，帝尧和大禹对百姓带来的好处，那个为后世子孙永远向往的稳定而繁荣的时代，实在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至于尧和舜、禹的行为被儒家提升为人类的最高品德，而且突出了其中为社会和国家群体担负责任，直到献出生命的人格精神，而孟子又从洪水的泛滥中提炼出非人类本性行为的泛滥对社会国家群体带来的可怕后果，那是一种修辞上的类比，但是任何一种类比如果没有对应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存在，是不可能出现的。这正好说明，那场洪水给民族的记忆有多么深刻。它全方位地影响着这个以农业生产为生存基础的民族。当然，作为人类共同的经验和财富，孟子的提炼是完全必要的，永远值得人类深思——远古的这场人类与洪水斗争的历史之所以不能忘怀，不单是人类精神的弘扬，他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精神的提升，永远是在与困难斗争中升华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文明以及这个民族文明对人类文明贡献的核心与起点和整个人类文明协调的一致性，并不在于具体的行为（具体的行为方式与其具体的生活地域之自然环境有关），而在于其精神实质；但具体的行为方式又决定其思维方式，多样的思维方式构成了世界民族的多样性……这里无暇讨论，要强调的是，人类童年的记忆，正如一个人童年的经验一样，永远影响或制约着某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情感逻辑，这也许就是我们研究上古史的意义所在。
标志这一地区生活的人类族群对尧时洪水记忆的另外一个地名就是绛县。为什么这里取名“绛”？清人高士奇认为绛与翼应该在一个地方，而且是很古老的地名。他引《汉书·地理志》应劭注曰：‘绛水在绛西南。'又《水经注》：‘绛水出绛山西，北流注澮。'邑以山水得名，則其來旧矣。”〔35〕。但为什么叫绛水呢？绛水即洚水，亦即洪水也。绛、洚、洪三字古音同〔36〕。上文我们已经讨论了关于洪洞县名的来历，这里的绛县之来历也就不必费言。
值得注意的是，长子县的北邻屯留县也有一条河名曰绛水，一曰洚水〔37〕。这个河名的这两种读法，更能说明绛、洚、洪三字同义、同音、通用。事实上还不止于此，这条河又称“滥水”〔38〕。更显然地表明为洪水泛滥时留下的印记。当然也更能说明长子、屯留一带在帝尧时代与翼城、绛县（故绛）的关系。这条河要么同样是洪水时期的记忆，要么就是帝尧封丹朱之后，丹朱把绛县的水名带到了长子、屯留一带——那是他的父亲兴旺的标志，也是他据以树立自己威信的手段。
记忆那场洪水的地名还有浮山县。浮山县本是汉代襄陵的一块地方，唐初才从襄陵分出来独立为县。以其地有浮山，遂以山名县〔39〕。这座山为什么叫浮山呢？传说“洪水時，山随水消長，故名。”〔40〕所谓“洪水时”，即帝尧时的那场洪水。
此外，岳阳县有“洪门岭”〔41〕。临汾县有漫天岭〔42〕。总之，关于远古洪水的传说，在这一带的地名中还能显示出来。
我们花这么多篇幅来讨论这个问题，目的在于证明帝尧确实是从以翼城、绛为中心的地区兴旺发展起来的，并且以此为中心开始了治理黄河水系伟大的水利工程。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尧在翼城兴盛起来，再沿着平水即晋水向西、向南，占有了今之晋南的整个地区，把“首都”（其实应该是部落联盟中心所在地）设在平水之阳（水之北），称为平阳即今之临汾的那个地方，再向南占有了今之洛阳地区。或者说在尧统一领导下的众多的部落中，本来就有整个山西南部包括今之晋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以及河南洛阳地区的各个较小的部落成员。然后沿着汾河北上，占据了太原地区——清·胡渭《禹贡锥指》卷二云：“以今舆地言之，静乐、阳曲、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县（并属山西太原府）、平遙、汾阳、介休、孝义（并属汾州府）、灵石、汾西、霍州、赵城、洪洞、临汾、襄陵、太平、绛州、曲沃、稷山、河津、荣河（并属平阳府）诸州县界中，皆汾水之所经也。”整个汾水流域即今之山西中部以南，成为帝尧统率下的稳定的领域。尧率领部族沿汾河向北发展，无论是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还是出于寻求部族安全稳定的需要，都是必要的。
帝尧占有了这一地区以后，把晋南地区老家的地名带到了这里。如晋祠即古晋阳一带也有晋水，有唐城，且古祁县有平陶村〔43〕。这个地方之所以称为“平陶”，显然是平水与陶地的合称——尧北上之后，他或他的亲近族人为了永远记住平水和陶、唐那个发祥地和兴旺之地，将其地取名平陶。我们再看古太原县附近诸县有关尧的古迹：
古耆国，县志《祁邑源流考》：“炎帝姓伊耆氏，盖以初国伊，继国耆也。黄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而祁為首。帝尧生於丹陵，徙於祁，故亦姓伊耆。《左》、《國》、《史》、《鉴》、《竹书》、《开山》等书佥同。伊、祈、祁本一字，今祁北四十里尧城，南五十里平陶，俱称帝尧始封地。相传县东六支村有帝行宮。”（《山西通志》卷五十七）这里又一次说到了帝尧生于“丹陵”这个令人瞩目的地方。祁县很可能是帝尧迁移之地，因为这里无以“平”命名之山水，凭空出现一个“平陶”，就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其来由了。
清源县有“陶唐城”，（县）東南三十里。相传陶唐氏自涿鹿徙居此。又云，陶唐造历之所，今名尧城（同上）。这个记载把陶唐与河北涿鹿联系在一起，令人想到上文所引郝经等人的说法，而且明白地说这个“陶唐城”是因为陶唐氏从河北涿鹿迁徙到此而命名的，其是否帝尧的初封地也就无须再辩。
此外阳曲亦有尧城。
这些与尧有关的古迹，重出累见，绝非偶然，更资证这里原非尧之所谓封地。而是后来尧相继占有的地方，为了让人们永久记住这里，于是以原来的地名命名新地。重复地说，中国地名、水名、山名多有异地重出者，在文化发达的时代，地名的重复比较好解释，各地文人都可能对不同地区的山、水根据同一的古代文化典籍予以命名。但远古时代、区域文化相对封闭情况下的异地重名的现象，则必须仔细考证，以求其最初的来历。
尧发祥于长子陶乡考
可是问题又出来了：帝尧向来称为“陶唐氏”，无论怎样解释，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何以在“唐”的前面加一“陶”字？整个平阳地区无陶地之名目。古人大多数认为尧先居住于陶，后封于唐，故曰陶唐〔44〕。既然太原附近之平陶城，晚于平阳，河北的定陶古人已经予以否定（并见前文引文及所论），而上文所引清源县志所说的陶唐城又是帝尧从河北迁移到那里以后命名的，那么，这个原初的“陶”在什么地方呢？虽于古籍无徵，但蛛丝马迹仍可寻觅。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重申这样的逻辑认识：关于尧生于丹陵、居于陶、兴于唐、死后葬于谷（穀）林，这些说法，必须作统一的综合的考察，不能单一地拿某地的一种传说或地名作为尧或丹朱的“封地”。比如，尧的诞生地与其发祥地相去必不甚远，他的发祥地与其兴旺地亦应有一定的联系——我们应该考虑到古代一个部族迁移的艰难性，尤其是农业部落的转移，多年垦殖的土地，绝不会轻易地放弃，这就是中国古人“安土重迁”的根本原因，何况在远古农业初兴之时。而考察丹朱的封地，也应该把关键的地名联系起来：丹、丹陵（或丹岭）、丹水（或丹渊）必须与相关的传说联系起来，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关于尧的出生地丹陵、发祥地陶、兴旺地唐、死后的葬地谷林，古籍所载涉及的地方计有今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不下十数处。怎样来确定某处的传说更具有可靠性呢？我以为从古人“鸟飞反故乡，狐死必首丘”的习惯看（这种习惯仍然是从农业生产对旧土的留恋而来），尧之葬地与其生地必不相离。《竹书纪年》卷上言：“（尧）八十九年作游宫於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足见尧对陶这个地方深厚的情感，皇甫谧曰“帝崩曰陟”，就是说尧最后是死在陶这个地方。这也印证了我们的这个认识逻辑。尧让丹朱“出就丹”，最大的可能就是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发祥地；或言舜或禹封丹朱，既然是为了让他奉祀先人，也必然把他封于尧的葬地。生地、葬地、元子（或长子）之封地，这三者统一起来，才能确认某地是尧的出生地、发祥地和葬地。在山东、河南、河北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把三者统一起来，只有长子才是具备这三点一致的地方。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说到尧的时候指出：“陶器有一个时期最盛行，大约相当于古记所说的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前后。我们从‘尧'、‘陶’、‘唐’三个字看，已明显地看出他和陶业有关。”（《黄帝》，三联书店2004七月版，41页）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帝尧的遗迹，就要把自古以来以陶、唐命名的山水、村镇等地名联系起来思考。这些地名以其古来如此，还有与地名相伴的远古的传说，往往保留和传递着远古的人文信息。
首先，这里有陶水。
《欽定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载：“陶水，源出长治县南六十里雄山，西北流至长子县界，入漳水，一謂之淘水。”《水经注》：“淘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长子城东，西转经其城北，東注於漳水。”《魏书·地形志》：“长子县羊头山下穀关，有泉北流至陶鄉，名陶水，合羊头山水，北流入浊漳。”
《大清一统志》所引《水经注》和《魏书·地形志》的两条材料所传达的信息非常重要：一是长子有水名陶水，清代雍正间所修《山西通志》卷十九：“陶水，《地形志》：‘有泉北流至陶乡，名陶水，合羊头山水，北流入浊漳。'”编者注云：“当即尧水。”这就印证了钱穆先生的说法——“陶”与“尧”本是一回事，同音、同义，当然，还有“唐”，其实现代汉语里与“窑”字正同。那么，《大清一统志》里所说的“陶水，南出南陶”的“南陶”也就是今长子县南的南尧村，也写作“南窑”。
该书同卷前载长治县有雄山，其东坡有泉亦曰陶水。又云：“淘水，在县东南八十里，源出雄山东坡，北流合淘清河，西至长子界，入漳水。《水经注》：‘淘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长子城东，西转经其城北，至沙河口，东注于漳水。'”（按四库本《水经注》馆臣校记以为“南陶”应为“陶”，讹“南”字，其实就是上文所说的今长子县南的南尧，也许当初就单名陶或尧）其中“至沙河口”四字不见于《水经注》，当为《山西通志》编者所加。《魏书》的作者魏收与《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属同时代人，且《水经注》说得十分详细：“流至城东，西转，经其城北”，再注入漳水。倘据此说，则“陶乡”肯定在长子城南。但河流的走向古今往往有比较大的变化，有些小的河流甚至完全干涸。所以，以河流而论，北魏时的地形与今之地形相去甚远，即清代雍正间所修之《山西通志》也与今之地形有较大的差异。如《通志》卷十九《山川三》所叙述的陶清河的流经情况，与现在的情形就极为不同：“淘清河自壶关南界入县境，经高河舖，由西南二十里杨暴村流至西北暴河头入漳水。凡长治东南山外及壶关南界之水，胥汇此西流。至雄山北麓，入淘水，土人名淘金河。”杨暴村今属长治市，而陶清河入浊漳河则今在长子东南李末村附近，杨暴村远在南李末村北至少三公里。用这个比率看，《水经注》之所谓陶，《魏书·地形志》之所谓陶乡，就应该是今长子县东宋村乡之陶唐村，大约在今长子城东北三公里处。这种情形也并不奇怪，随着自然地貌的改变，还有长子县治、长治县治的变迁，这些说法已经很难用现在的长子县的具体村镇的位置来印证。发源于潜山（今之尧庙山）的尧水和这条陶水，已经在现在的长子县地图上找不到了，但旧迹犹存。1998年新修的县志上，还能找到尧水及其发源的潜山（尧庙山）的记载，而陶水则渺无踪迹。今修县志也无只字提及，惜哉！
当然，《山西通志》作者说陶水当即尧水，与发源于长治雄山的陶水无关——那条河大约也已经干涸。而这个陶唐村在新修的县志上解释村名的来历时说：“相传古时此地生产陶器，汤王曾在此巡游避暑数日，故名陶汤，后改为陶唐。”这个传说有极重的后代阐释是意味，且陶和汤是不能联系在一起的。尧在前，汤在后，古人说“新鬼大，故鬼小”〔45〕，传说不断地添加新的朝代和新的圣王的故事，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传说中所谓“生产陶器”是真，这个生产陶器的始祖就是炎帝神农氏〔46〕。以长子、高平、长治三县交界处的羊头山为中心的关于炎帝神农氏密集的传说，说明这一带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也应该是陶器最初的发明地之一。那么，尧这位“神农氏之后”，当然要继承炎帝的事业——继续发展农业和陶器业，并且也因此兴旺起来，是合情合理的〔47〕。
二是陶水发源于潜山，这个潜山上有尧庙。这个尧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它肯定是非常古老的，不但古老，而且是天下数不胜数的尧庙中非常重要的尧庙—魏书·地形志》曰：“乐阳有尧庙，今长子有乐阳城。”这个乐阳，可能即今长子县西十多公里的岳阳村。但岳阳并无尧庙，应为《魏书》作者误记。《山西通志》卷一百五十六又载：“帝尧庙在西南十五里潛山上，金季毁于兵。元至元暨至正间増葺，明成化四年、万历六年暨国朝康熙七年，胥重葺。岁四月二十八日，有司致祭。”据县志记载和民间口传，每当祭祀之日，晋东南以及周边的县，甚至河北、河南都有大批百姓和文人士子前来参加，至今老年人还有鲜活的记忆。这个尧庙为什么这般重要呢？如果没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不可想象的。所谓特殊的意义，就是这里不但属于尧的出生地丹陵地区，也是尧的发祥地，并且是他生命最终的归宿——帝尧的葬地。
新修县志说“潜山”是“俗称”〔48〕，恰恰相反，“尧庙山”才是俗称，而“潜山”应该是当初的正名。为什么叫潜山？《山海经·北次二经》云：“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什么叫“潜”？郭璞注曰：“后稷生而灵知，及其终，化形遁此泽而为之神，亦犹傅说骑箕尾也。”“终”、“化形”、“为神”、“骑箕尾”，都是古代死亡委婉的说法。所以“潜”就是藏，也就是葬，潜山上之所以有尧庙，就是指示着尧的葬身之处，也昭示着尧已“化形”而为神。正如曹丕所言：“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路史》卷三十六云：“成阳有尧冡、灵台，而此碑（《灵台碑》）云‘尧母葬兹，欲人莫知，名曰灵台。'”这种解释太神秘了。上古之时人死而埋葬，理由极简单，就是不想让人看见尸体而已，以巫术的解释也不过是让灵魂归于地下，所以说“鬼者，归也。”在古人看来，死亡不过的灵魂回归老家，而土地就是人类的故居、老宅。至今我们看表现抗日战争的电影或描写战争的小说，往往写到农民出身的战士，在与敌人斗争中，把击毙敌人说作：“送你回老家！”这本是极古老的思想和话语。但曹丕所说的“不欲人知之”，却使后人无法知道尧的确切的葬地了——也许当初具有什么不可说的意义，长子人虽知之而不敢言之也。遂至长子的这个本来应该著名的小村子也就被后人逐渐遗忘。然而这里的神秘和那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仍然留在人们非同寻常对待它的态度中，留在那非同寻常祭祀之礼中。
然而，为什么“不欲人知”呢？这让我们想起明人陈耀文撰《天中记》巻十三的一段话：“故尧城在濮洲鄄城县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尧末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丹朱，使不得与父相見也。'小城阳城在阳城西南半里许，俗云囚尧城（原注：《續述征記》）王僧辨《上元帝表》云：‘阊阖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尧城之疑。’”（《梁書·王僧辨传》）
明人王世贞于《弇州四部稿》巻一百五十九也说到这个问题：“太白诗有云：‘尧幽囚，舜野死。’按《续述征记》云：‘小城阳城在阳城西南半里许，俗云囚尧城。’《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末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得与父相见也。’万章所谓‘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又《史通》云：‘苍梧人风婐（裸）划，地气歊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历其途，况以万乘垂殁之年，而堪巡幸其国？兼复二妃不从，孤魂溘尽，若夏桀放于南巢，赵嘉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又《述异记》朝歌有狱台，相传为禹囚舜之宫，《韩非子》云：‘舜逼尧，禹逼舜。’盖自昔有此种议论矣。”
两人所记也是传说，按历史发展逻辑讲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同时也给后代以武力方式更替朝代，找到更为原始也更为权威的理由。“德衰”——他老了，精力和能力都自然衰退，但还是坐在领导的位置上，代替者很可能采取强硬的手段把他拉下来，要使众多的部落小首领服从新一任首领，也可以编造出他的前任是把帝位禅让给他的。为了不让这个老首长乱说乱动，只能把他囚禁起来，或者干脆让他“永远消失”。这种事情当然“欲人莫知”了。就是真的禅让了，老首领既然是禅让，就要考虑到对新首领的影响，也该自动自觉地消除影响，他也该自动地“潜藏”起来。到什么地方去呢？当然到最安全的地方，那就是自己的发祥地。从这个外角度讲，长子的潜山为尧晚年的潜藏之地，也还是成立的。所以，“不欲人知”，并不是尧本人或尧的后代“不欲人知”，而是后来的掌权者“不欲人知”——尽快地消除前任首领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以便尽快地树立自己的威信。
当然，其结果就是关于帝尧的陵墓在什么地方，就给后代留下了诸多猜测和想象的巨大空间。所以，古籍所载帝尧的葬地也很多，光山东就有三处。各地的说法也都有其理由,也都有不能完全肯定的遗憾。如《山东通志》卷三十五载明·王道《濮州帝尧陵祠碑》文云：“帝尧陵见于山东郡邑者凡三，而史牒事证的然可据者，惟濮之竹林寺为最著。盖《史记》注既以为尧葬济阴成阳矣，吕不韦又云尧葬谷（穀）林，皇甫谧谓谷（穀）林即成阳也。《汉·地志》：济阴郡成阳县有尧塜，雷泽在其西北。杜佑《通典》：濮阳雷泽县即汉成阳。而郭缘生《述征記》云：尧塜在雷泽东南。其说皆与《史記》合，则尧陵当在濮境无疑。”可是这说法并非司马迁《史记》正文所言，而是裴骃《集解》引诸书所言，而诸书所言各异。如刘向言“尧葬济阴”，《吕氏春秋》言“尧葬谷（穀）林”，并没说谷（穀）林在什么地方。皇甫谧说“谷（穀）林即城阳。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也没说城阳在什么地方。仔细体会皇甫谧的意思，他所说的城阳应该在平阳一带。而杜佑则认为是濮阳雷泽县。那么，王道凭什么理由就认定“竹林寺本穀林遗址，其為尧陵也益无疑”呢？
事有凑巧而可玩味者。就在长子县潜山西不远处有一村子名为“城阳”或为“成阳”，城阳之南又有村曰“阳鲁”。今概不知其村名之来历。焉知尧所葬之成阳或城阳非长子之城阳村也？《今本竹书纪年》曰：“八十九年，（尧）作游宫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一百年，帝陟于陶。”何谓“陟”？就是帝王之死的又一婉转的说法〔49〕。可见帝尧对陶这个地方充满了眷恋。那里绝不是一般的地方，定是他的起家之处。王国维《疏证》又引《史记·货殖传》：“昔尧作游（于）成阳。”如淳注曰：“作，起也。成阳，在定陶。”〔50〕既然是“作于”成阳，那就不可能是山东济阴之成阳了——任何一部古籍都不曾说帝尧从山东兴起，而且这里也没有与丹有关的任何地名。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的这个记载，把陶和成阳自然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两个地名也可以说本来是一个地方，就是长子的潜山左右，一在潜山之西（城阳），一在潜山之东（陶乡），相距不过数里而已。
这座在长子县南，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潜山（尧庙山），其北有村曰“西尧”，其东有村曰“尧神沟”。既有西尧，当有东尧或尧村，而今从《长子县志》新绘制的地图上看不见尧村的踪迹。尧、陶古音同〔51〕，所以陶水也叫尧水，平陶改为平遥。那么，我们还可以作这样的推测：《魏书·地形志》所载陶水即尧水所经之陶乡即尧乡，应该就在西尧之东，也就是今之南尧村，当初可能就叫尧村。
我们再往上联系炎帝神农氏尝百谷（穀）、始造陶器两件关键的历史记载，作一下综合思考：沁源县古称谷（穀）远县，长治有百谷（穀）山，这一带到处都有与炎帝神农氏尝百谷（穀）的传说。高平县与长子县交界处的羊头山恰是神农氏的发祥之地已经为古今学术界确认，而百谷（穀）之成为食物，是离不开器皿的，所以，农业生产与制造陶器就必然是相伴相随的。既然农业生产的发祥地在晋东南，那么，晋东南的高平、长子、长治这一带，起码是最初生产陶器的地方之一，则陶乡（尧乡）作为地名也就绝非偶然。帝尧的先进技术也应该在于制造陶器和农业生产，这就应该是尧能够兴旺发达并吸引众多部落归附的理由。
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沿潜山即磨盘山西麓，有一条河名曰苏里河，有村庄名曰苏村。今新修县志不知村名所由来。按《路史》卷七云：“赫苏氏是为赫胥。九洛泰定，爰脫躧（蹊按：原误为灑）于潛山。”这位赫苏氏把辞掉帝位看得像脱掉（扔掉）一双破鞋一般，这传说也加入了后代隐士一类人的高洁出世之想象，显然是后代对禅让制的一种阐释。其中说到的潜山，就是长子县南的潜山。原注：“胥，蘇也。传谓赫然之德，为人胥附而号之也。又以为即炎帝，妄矣。”这个“又以为”，作者以为其“妄”，我倒以为并不“妄”。因为把潜山与炎帝直接联系起来的地方就能是长子的潜山——这里离炎帝之发祥地羊头山近在咫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苏村、苏里河的由来了——原本这是赫苏氏“脱躧”的地方。这位“脫躧于潛山”的部族首领（帝王），作出了“九洛泰（大）定”的伟大成绩，那也是因为发明了人类赖以稳定生活的农业生产，遍数中国上古帝王，非炎帝莫属。先进的生产经验是需要代代继承和积累的，说尧是炎帝的后代，从继承炎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角度讲，完全正确。
接着的问题就是所谓“尧葬于谷（榖）林”。谷林在什么地方？《路史》卷三十六广征博引，以为是山东济阴之成阳。但所引先秦著作已有巨大分歧，《墨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所言各不同〔52〕。尧是继承了炎帝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一代领袖，这才是晋东南地区长久地流传着神农氏故事的原因。前文说过，这里以谷（穀）命名的地方也特别多。羊头山的南坡为高平县，其北坡为长子县，《山西通志》卷十九引《魏书·地形志》：“羊头山下神农泉北有穀关，即神农得嘉穀处，山下有穀泉。”引章怀注：“羊頭山在上党郡穀远县。”这个穀远县即今长子县西北的沁源县，这是晋东南的另一座羊头山。又引《金志》：“（长子县）有羊頭山，發鳩山，堯水。”也就是在这座羊头山的北坡有神农氏得嘉谷（榖）处的谷（榖）关。长治县有百穀山，在县东北十三里，昔神农尝百穀于此；有百穀泉，在百穀山神农庙前（《山西通志》卷十九），山下有百穀寺（《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九）；泽州府（今晋城市）高平县有穀远山，在县东北二十里（《山西通志》卷二十三），又长子县今有谷村乡，疑原来当作“榖村”……那么，所谓“谷（榖）林”，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个众多的以谷（榖）命名的地区（林，众多之义也）。这个地区除了以晋东南羊头山为中心的长子、高平、长治、陵川一带以外，别无他求。
此我们可以解释尧为什么称为陶唐氏，也能画出尧的发展路线：尧开始居住在长子的陶乡，并以制陶和农业生产而闻名遐迩，远近部落纷纷归附。然后沿着漳水向西，越过发鸠之山，到了翼城，改号曰唐，再发展壮大，占据了整个平阳地区。然后沿着汾河北上，占据了太原地区。同时向南占据了整个“三河”地区。遂成为空前的一代众多部落的伟大领袖。
说到这里，还要引一段《山西通志》卷十九记载的又一传说：“（长子县）庆云山，在县东南五十里，递高一里半，南至高平界一里，连紫云山。相传尧時五色庆云見此。”可以推想，当初尧在长子陶乡之时，真是一派风调雨顺、农业兴旺的景象。
至此，我们可以回到本题：长子既然与尧有这么重要的关系，则帝尧把他的大儿子封在长子这个地方，也就完全是情理中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