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身曲背路悠悠”，“润物琼浆流不尽”，这是人们对水车的形象描绘。水车最早发明于东汉。《后汉书张让传》记载，“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于仓龙、玄武阙，……又铸天禄蛤蟆，吐水于平门外桥东，转水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旋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唐代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三国时马钧又改进了翻车。到唐宋之时，水车遍及江南及中原各地，也成为文人骚客吟诵的对象之一。
水车最早传入甘肃在明朝正统年间，由靖虏卫都指挥使房贵建造。“房贵，直隶庐州府合肥县人，初为汉中守备，以军功授宁夏卫指挥使。正统二年，复迁靖虏，同藩臬建置靖虏城垣、公廨、墩塘，事竣，遂敕守备；正统三年，奏设学校、仓场、驿递，规划尽善；景泰元年，奏讨楚府,牧军七百以资战守，百务聿举，事妥人安，至今官民咸享其利；天顺三年乞休，遂籍于卫。”“公之练达老成，举事明敏，一时边将鲜有出其右者。”这是《道光·靖远县志》和《康熙·靖远卫志》中对房贵宦绩的大概记述。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地方军政首领，房贵在靖虏卫任职的二十多年中，也为发展地方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许多突出成绩。兴修水利，建造水车提水灌溉就是其中之一。正统三年（1438年），房贵考察黄河两岸地势平坦却不无法灌溉，便组织民众兴修水利，在黄河两岸筑堤开渠引水，并仿照老家直隶庐州府合肥桔槔挑轮而建造了“天车”，即水车，安置在靖远城北（即今之靖远县人民医院附近），称为“房家车”，沿河农民纷纷仿效，水车便在黄河岸边推广开来。《康熙·靖远卫志》中有一段对古遗址《水池》的记载，确切的说明了此事。“水池，在北城外，正统三年，指挥房贵建于黄河南岸，安置水车城北，挑大池引水注池，汲取甚便。年久，被水冲坏而崖岸犹存。今城北沿河上下用水车浇灌园圃菜果，给用不乏，盖皆仿其遗意而为之者。”由此可证，房贵建造的黄河水车比之兰州段续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以后才仿制的水车，不仅早了一百余年，而且沿黄河上下浇灌田地的水车，都是由此而仿制的。
黄河水车一般建在有一定落差的河边或水渠中。在河边或大渠之中砌有石槽，石槽两旁砌有二米多高的石台，台上装有对称的木支架，水车大轴安放于石台木架之上，石台木架承担着水车的全部重量，并让水车悬立于石槽之中。水车从大轴到轮缘，是用四五十根方木条向外辐射连接轴心与轮缘。为了让水流带动水车转动，整个轮缘装有1米多长0.5米宽的叶板，大轮边缘等距离斜挂30余个长1米，口径20厘米见方的水斗。石槽中湍急的流水带动水车转动的同时，水斗汲水后也升到高处，把提上来的水倒入水车旁的导水槽中。如此往复不停，水车就将低处的水提到高处。河水也就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园圃，流向了田野。水车最大的直径有20米，小的直径也有10米左右。房贵建造的黄河水车，其疏密有致的精巧结构，雄伟挺拔的优美造型，吸引沿河农民纷纷驻足观赏。民间也流传着许多有关水车的趣闻。当年，有一农夫牵驴过其下，仰见车轮翻滚，水流不竭，真不知有多少水斗汲水，乃伫立而细数之，总数不尽。农夫颇悟之，于是脱下衣服挂在水斗上以作标志，如此又数了三百六十下，还没有个尽头。原来衣服早被水流冲走，农夫却不得其解，而驴已脱缰远走，乃懊丧地自语道：“真可笑，真可笑，自家舀水自家倒，数了三百六十下，没数完，驴跑了。”黄河水车在古代作为唯一的以自身动力来提灌的工具，具有节省人力、畜力，成本低，好管理等诸多优点，因此被沿河农民仿效并推广。水车的仿效推广，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靖远县县志办有关水车的档案记载，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靖远沿河有水车60辆，浇灌着15515亩土地。水车也成为黄河岸边一道亮丽的风景。至今，在靖远县的八大引黄灌溉渠之一的“靖乐渠”旁，犹存许多水车提灌的堤坝，但都已改为电力提灌了。2002年以前，靖远县乌兰镇西滩村的两辆水车，还在转动提灌，其原始古朴的自然风貌，优美和谐的田园景观，使得兰州等地许多摄影爱好者慕名专程来靖远拍照创作。因此，靖远水车的雄姿倩影也就散见于甘肃诸多报刊书籍。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黄河水车这一古老的提灌工具，逐渐被电力提灌代替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身负水斗，往复不停，无偿地以自己的辛劳而滋润黄土地的奉献精神，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怀念。人们在怀念水车的同时，也叹服先祖们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的智慧与精神，也感叹历史之变迁与世事之莫测。
房振国
二OO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于怡心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