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忆联大》作者房鸿机先生（转载fxz-1105的博客） [复制链接]

《忆联大》

（作者：房鸿机）

关于《忆联大》作者房鸿机先生——  

1919年出生在广东化州的一个贫困山村，少年时代曾在广州知用中学和广雅中学就读，后在广东省化州一中读至高中毕业。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毕业。1947年进读中山大学文科研究院研究生。1949年开国前夕，应吴晗先生之邀，进入北京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其后在华北革命大学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后，被派往齐齐哈尔省政府从事行政工作。鉴于工作与专业不对口及思想独立不羁，于1953年请求调回广州，并由中山大学安排在中大附中（即现在广州市第六中学）从事教学工作，直到1980年离休。1982年秋病逝。回忆录《忆联大》是他其中的一篇遗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他除了在中山大学附中担任历史、语文和英语课程外，还常应邀参加中山大学的历史研究和学术评定等工作，也写下不少文稿。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被列为“右派边缘分子”。此后，他在公开的场合，独立不羁的思想开始收敛，不得不“沉默寡言”。由于与吴晗先生的师生关系密切，他在“文革”期间仍未能逃脱被揪斗、批判、打入“牛栏”的厄运。令他最感惋惜的是，全部的书籍、文稿，包括与联大师长及同学的往来书信在“抄家风暴”中荡然无存。离休前后至1982年秋病逝前的三、四年间，他除上班之外，闭门寡出，笔耕不缀，翻译书文、撰写回忆录等，以求让“心灵上的青春”重燃，让“灵思自由驰骋”而“别无他图”。他一生勤于思考，思维奔放，始终抱着自由民主思想不肯放弃。由于早逝，他留下完整的文稿并不多，《忆联大》是他离休前后断断续续花了数月时间写就的回忆录，以其自身经历，再现了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历所感。然而，这篇回忆录的手稿完稿后一直尘封闺阁未见天日，直至20多年后被其后人翻出打印而见诸今天。后人读此回忆录，深深被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前辈学者的情思、情爱、情怀所打动。二万多字的回忆录竟能让你一气读毕，且令人情不自禁发出慨叹：“西南联大的学子果真不是徒有虚名啊！”作者本来还有一系列的“写作要旨”，计划在离休后陆续书就，无奈病魔缠绕，令他匆匆离世，愿望竟成泡影。现在后人能读到他的遗作《忆联大》是较完整的一篇，其它的也许不会太多了。（本博客）

  

忆联大

房鸿机



在人的生活中，值得追忆的往事不会很多。如果追忆使我愉快，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离开西南联大快要四十年了。四十年来的人世沧桑却没有冲走我对母校的记忆，却是一往情深。今天我以花甲之年写起回忆录来颇不知道从何说起，信笔所之吧！让我的灵思自由驰骋，我想从中得到一些快乐，重新燃起我心灵上的青春，或者给当年一些同窗看看，以外别无他图。可是稍经思索，又觉得其意义尚不止此。廖宝昀兄告诉我：有美国某大学历史副教授去年给他来信，说他正在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到昆明北京等处调查访问，以撰写《西南联大校史》，提纲已经拟就。今天又已事隔一年，想此书或已问世。外国人也在搜索联大经验，我们这些亲身受到母校培育的人，多少有些亲切的感受，怎可以漫无边际呢？而且经过三四十年来世事的翻云覆雨，教育革命的翻云覆雨，我愈来愈觉得这个科学和民主堡垒的可爱，大学就应该办成西南联大那样。自“五四运动”（1919）以来，它和它的前身北大清华，总是第一次吹响时代的号角，开风气之先声。历史日益证明：科学和民主是中华民族自救的道路。“五四”时代所歌颂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始终是它的精神支柱。我们这些受过它的阳光和空气熏陶的人，尽管历尽沧桑，今天一旦见面，总觉得自己还是一家，总觉得有无限丰富的共同语言，还爱说“联大家话”。这是什么缘故呵！

联大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烟中仓皇迁徒的。“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京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卢沟桥事变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在国难当头，“九州遍洒黎元血”的日子里，怀着“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的豪情壮志，徒步辗转迁到昆明。那一群在昆明荒郊临时建造起来的土房，就成了它的校舍，那图书馆连普通的教学参考书还靠“捷足先登”，学生多数流浪而来，靠“贷金”过活。幸而名师云集，这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也是联大最大的“资本”。可是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今天踏遍天涯，引起世人的注意。我常觉得教育家门虽然提出许多方针、方案和方法，却很少注意“名师生高徒”这个平凡的道理。二三十年来在教育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尽管经验如山，方法如海，革来革去却是后继乏人，这些问题常常引起我的思索。

人们常把教师比作“园丁”，大学生可是待放的鲜花，要使鲜花怒放全赖于高明的“园丁”善于灌溉和施肥，给予适宜的阳光和空气——浓郁的学术空气，优良的传统，自由的学风，以及教师发人思考的谈吐和坦诚率真的品格，如此等等都有赖于“园丁”的巧制和发挥。我想一个大学水平的高低大致决定于“园丁”水平的高低。联大虽然也新设了一个师范学院，但在那里四年间很少听到有人专谈教育问题，不像近二三十年那样常谈教育革命和教学方法。是不是教育问题归根到底也得靠科学文化来孕育，靠学术空气来熏陶，而不是什么方法论之类的问题呢？有职有权的校长是学校的灵魂，北大如果不是蔡元培当了校长，哪能一扫旧日的官僚风气，敢于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请进去呢？如果他不具备大学校长那种胸襟眼界，哪敢于让人争鸣，只要你“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就可以“兼蓄并包”呢？蔡元培走后如果没有一批骨干继承他的事业和不断延揽和培育人才，在军阀统治时代以“穷”著称的北大也是难有今日的。蔡校长在北大旋乾转坤，为北大树立了新风气，其功实在还不止及于一个北大，那是世人皆知的。

所以在往事的追忆中，我也很难逃脱这类问题的干扰，使我原来的主意受到影响。我还是尽可能的信笔直书，少发议论吧。



一、初到学校

我于1939年盛暑由湛江（当时叫广州湾）买舟取道越南，经滇越铁路以入昆明。记得到达海防的时候就听到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战火愈烧愈旺了。我们自庆行得及时，否则一旦日寇南下，越南变色，就“此路不通”了。战争的风云和行色匆匆，使我无意观赏异国风光，经过河内时只见车站附近灯火辉煌，这城市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还记得火车一进入滇境就是峰峦重重。那山岗谷地上一片片的绿色海洋，人道是阿芙蓉即鸦片烟草。

我们是在一个下午到达昆明的。一阵中雨增添了这个山城的古香古色，金马、碧鸡、近日楼等巍峨的鼓楼和牌坊先后入目。听说这些都在“破四旧”中被毁了。

联大却在市郊的西门外。就在这块地方，联大师生度过六七年的抗战岁月，加上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和蒙自一年，就是所谓联大八年了。从蒙自迁到这里不过一年多，草仓建校，一部分校舍是从那里的昆华中学和昆华师范借来的，工学院还在相隔几里的托东路。那临时建造起来的“新校舍”，算是学校本部或中心，是覆盖数百亩地颇有次序而间隔颇宽的一群土房。中间一条大路把学生宿舍和教室、图书馆、膳堂、办公处等隔开。最大的一个“礼堂”——其实不过是一个大教室——也不过可容听众二百来人，人们管它叫“南园”；另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叫“南天一柱”，名字颇有些古风。那图书馆算是屹立中央，“鹤立鸡群”的“庞然大物”，但也不过可容数百人阅读和藏书之用。在离乱中能够带出来的图书和仪器是很有限的，连一般必要参考的大学丛书也要排队争借，专业性的研究资料就更加缺乏。图书馆前面有个宽阔的广场，旗杆之下是个砖砌的讲坛，那是学校集会的地方。图书馆后面还有两座不大的饭堂，我们都是站着吃饭。我从来没有见过学校的这种土房，它是先用竹竿和竹片搭成架子，然后用黑色的泥土糊上的，屋顶是稻草编织成的，大雨时难免滴水。学生宿舍每座可容二十张架床，住四十人，每座教室则分成两半，成为两个讲堂。新校舍的四周有土墙环围，自成一统。校门是一条通向远处的公路，后面却是荒塚累累，跑警报却比较容易，一出那道小门就是荒郊了。就在这块地方联大师生在“尽笳吹笙”中生活了七八年，在哪里散播科学文化的种子。“倒孔运动”和“一二一运动”都在那里爆发，图书馆前面那块不大平整的空地变成了令人怀念的“民主广场”。这幅新校舍的情景到现在还赫然在目。听说现今变成了昆明师范学院的校舍，旧迹完全没有了。我想那条公路一定变成了柏油路，周围必然是巍峨大府，“江山不可复识”了。



二、“联大家话”

我到学校后还有一个月左右才到开学的时间，在开学前似乎和学校毫无关系，既不需要报到，也无需缴费，而住宿和开膳都靠旧识的老同学安排。我们和学校的关系似乎只是一学期一次的注册和选课，选课要取得系主任的同意和签名，破格的还要找教务长批准，此外还要每年申请一次的贷金，一般都可以得到。还有就是每年一毛钱的学生会费，其余就什么都没有了。学校生活中可说是人不管人，或者说自由结合，甚至上不上课由你，只要你考试合格就可以得到学分。真是自由得很呵。联大还有一个特点，不开“三民主义”课，完全没有所谓政治教育，有人说联大是“租界”，颇近事实。

可是我发现在旧同学当中，爱讲所谓“联大家话”，这个名词深深引起我的兴趣。回想我在中学时候，从小说或杂志里偶然看到一些北大清华男女学生和老师的形象，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英雄人物，他们的声音笑貌还留在我脑海中。现在竟“身历其境”，使我多么兴奋，多么爱听呢？

还没开学，旧同学带着我到处玩耍，介绍学校情况，讲述“联大家话”。见到“美鬚公”一样的闻一多先生，他们就对我说，这位“五四”诗人立誓说：抗战没有胜利，他就不刮胡子。见到满面胡子笑容可掬的吴宓先生，他们又说，这位先生反对白话文，当年主编《学衡》，专和新文学唱对台戏，同胡适等对骂，被李健吾讥为“新学究”，但他却是外文系教授，教欧洲文学史，受浪漫主义的深刻洗礼，而且崇拜女性，有一段哀怨的恋爱故事。后来吴先生亲口告诉我，果然不虚。他被普遍认为是联大怪人之一。我在中学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燕子去了有再回来的时候，杨柳凋了有再青的时候，可是时间呵------”我还背得出来，我以为朱自清先生一定是道貌岸然五十来岁穿着长袍的老夫子，不料一见其人却是穿着西装和中褛的中年人。沈从文先生当时名噪一时，我读过他一些文章，不料却还是个讲师，他上我们的作文课，有时竟脸红起来。

一位同学对我说：如果你早一年到来，上大一的国文课，你就差不多可以把中文系的教授们见齐。他把去年的语文课本给我看，原来是每一位教师教一篇。

“联大家话”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学校里的怪人怪事。这位教授有什么特色，那位先生的怪癖脾气；“北大人”和“清华人”的不同风格；京派和海派的文人相轻——但有些事例又是文人相重；从当年与胡适对骂的辜鸿铭，到那时还是年轻教授的沈有鼎的怪异行为；上至五四时代的陈独秀和胡适，下至辜鸿铭拖着辫子用外语骂人；又是什么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和北大三大讲座；王国维的治学经过；梁启超的广东国语；陈寅恪的惊人记忆和懂得外语之多；冯友兰的口吃和他的“贞元三书”；梁漱溟和钱穆又如何被破格地引入北大；蔡元培如何的兼蓄并包，用人唯才，如何的改变了北大的风气------等等，均为“联大家话”的内容，其中包含了不少可逗人一乐的趣事，亦充分体现了这些文人学者的个性和人格。这些使我觉得在上课前就上了一堂校史课似的，使我仿佛看到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一鳞半爪。人才济济的确是联大得天独厚的地方，荀子说：“学莫善于近其人”，这是我们那一代最幸运的。我多么希望快点开学，能一瞻这些教授们的风采呵。

后来我发现不特同学们爱说“家话”，教师们也是一样。有一次潘家询教授的演说，就专谈北大往事。吴宓教授还给我描写过张荫麟先生做学生的时候一次向他提问时的姿态，他对这位学生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解放后在粱漱溟先生家里他也给谈了不少这样的“家话”。凡经过西南联大及其前身的人似乎都忘不了这个“家”。

我们是新生，要准备选课，也要注意老同学对教授们的介绍。一位老兄说：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要使学生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北大教授的课很容易取得合格，有些甚至base on 60。而清华却十分严格，甚至给你59.5分而要你多读一年。所以人们说，北大是“入得去就出得来”，毕业的学生程度可以差距很远，而能够从清华毕业的都过得去。联大似乎是折衷于清华北大之间，一般文科较宽，理科较紧。而头两年的基础课都比较严格。例如大一英语要经过考试编班，未够水平的要先读一年“英语先修班”，合格后再读，有些甚至要读两年三年。基础课我们叫共同必修科，例如文法学院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两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还有大一国文，大一英语和逻辑、哲学概论。这类课一般都由资深教授或名教授担任。据说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大学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类课都是概论式的，牵涉较广，科学性强，对学生既打基础又起启导作用，教育必须融会贯通，高瞻远瞩，既是专家又是通才，才能胜任愉快。大学生虽说“风华正茂”，到底还是“含苞待放”。这类课可以起“催化”的作用，既使学生“学有基地”，又扩大他们的胸襟眼界。青年人开始踏进茫茫的“学海”，正如人初到一个大城市一样，必须弄清东南西北，市内的交通孔道，做到心中有数，进而再熟悉那些横街小巷。学问上没有扎实的基础和广阔的胸襟就很难应付纵横交错的知识海洋。王国维所谓做学问的“第一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这个意思吧。



三、访张荫麟先生

人世间往往有些偶然的机缘给人的一生带来难以估计的影响；一个初见世面的青年如果碰上一个具有魔力的人物，就可能对他拳拳服膺而终身为之向往。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知道我考上西南联大，特给我写介绍信拜访他的老友张荫麟先生，他说“张先生是个历史家，又是哲学教授，文章写得很好，他是东莞人，会说广东话，你可以向他请教，代我问候”。在我心目中这位教授是何等高大的形象，大概一定是个老学者了，我怕在他的面前不知谈什么好，所以迟迟不敢晋谒。哪知一见到他，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他那样年轻简直使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走进他的书斋时他正在写作，我递上了介绍信，他匆匆过目，笑对我说：“对不起，你稍等一会，让我写完这几句，就和你谈”。跟着又是一个“对不起”。这正好让我缓和一下我的局促，同时打量一下他的年纪，我猜想他最多不过三十岁，这反而减少了我的局促。我力事镇静地迎接他的谈话。他放下稿子，得意地笑了笑，然后再来一个“对不起”。他想起我是广东人，随即转用带东莞口音的广东话和我谈话。他向我询问了他的朋友近况，又问我是哪里人，然后对我说：“你能考上西南联大，不简单呀。你准备读哪个系呢？”我说我考的是历史社会系，但我对哲学很有兴趣，“我下学期准备选你的大一逻辑”。我这句话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的话盒子打开了。“我教逻辑是教不好的，王宪钧比我讲的清楚，金岳霖先生是逻辑权威嘛。------哲学人人都该有兴趣，可以使人的胸襟疎阔，眼光超放。我在清华读书时是学历史的，后来我到美国却学哲学，不过我不把它当作专业。我虽然也教哲学和逻辑，不过主要还是搞历史，你看过我的《中国史纲》吗？”他踌躇了一下又说：“我觉得哲学家的哲学有许多是繁琐无聊的东西，一入于专业就容易变得迂腐，甚至有几分学究气了，最好是站在哲学以外看哲学”。说到这里他忽然大笑起来，简直像个孩子了。“我可能是胡说八道------你懂我的意思吗？无论做什么学问都要好学而能出，不要做它的奴隶。不过繁琐无聊，甚至胡说八道的东西也可以启人心智，你不要受他束缚就是了”。我实在是似懂非懂，不过这些话我后来慢慢懂了，真可说终身用之不尽。“你还是读历史算了吧，什么东西都需要历史基础，不懂历史就是学无基地。历史也有哲学，我就开过历史哲学的课。”这些话我是经过反复思考，细细寻味，逐渐理解到它的精义所在，到今天我还是确信不疑。而当时只觉得它十分新鲜，也仿佛感到它是一束智慧的闪光，使我的胸襟突然一亮。人们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相信这句话了。我觉得我眼前坐着的真是个奇人，但又觉得他不大像个教授，老是嘻嘻笑笑的，他把我当作一个大孩子，我却把他当作一个小老师。离开他家的时候，我感到自己飘飘然的，又好像上了一堂哲学课。当然，我当时对他还不能有什么更深的了解，以后我读他的著作和散见报刊的文章愈多，我对他的怀念和敬仰就愈深。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很好地听他的逻辑课，到我对他比较了解而爱慕日深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联大到浙江大学去了。开始我还能在浙大新刊的《思想与时代》看到他的文章，每一篇对我来说都像是金枝玉叶，我能背出他的一些警句。他那《中国史纲》我起码读了五遍。（别的历史教科书我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完一本）我主要还不是从中学习历史知识，而是陶醉他的文笔和哲学思考。大概也有情感成分吧。但并不是因为那不到一小时的谈话，而是由于他文章本身的感召力。我何幸而碰上这样一位老师呵！

不幸而晴天霹雳，三年后一个早上，吴晗教授忽然在一堂历史课上，让同学们全体起立致哀，他含着眼泪宣布：张荫麟先生在浙大逝世了！

张先生逝世时只有三十七岁，还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当时昆明、重庆、遵义等地陆续刊出不少对他的悼文。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先生两次开辟专栏致以深挚的哀悼，还发表了他的遗作《开明政治的途径》，该文对国民党的腐败提出尖锐的批评并提出其“修明”的主张。王芸生的文章说：这对当前政局的评论可能太直率了，难免触犯当道诸公，故当时经左思右想还是把这篇投稿压了下来，今日作者已不在人间，生者总可以对他的一片真情委曲谅解了吧。（大意）他生前在浙大和友人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杂志除专刊以外，发表悼念的文章更多。我对张先生的更多了解还是在他死后的追忆声中。我记得在昆明云大礼堂由联大历史、哲学两系联合主持的追悼会上那种沉痛肃穆的气氛使我泪如泉涌。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更多的理解张先生的生平，特别访问过吴宓、吴晗几位老师。吴宓先生是他的师辈，给我描写张先生做学生时第一次找他的情景，又说他办大公报副刊时，张和浦江清先生就是他的chief writers，尤以张先生写得又多又好。梁启超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就说“此天才也”。冯友兰先生也对我说过：“他二十来岁时写的文章就和后来所写的差不多了，也可说是早慧或天赋吧”。吴晗先生更是把他当作兄弟一样，说话时含着眼泪。其实我和吴晗先生的师生关系开始很浅，他之所以对我那么垂爱，就是因为我发表过一篇悼念张先生的文章，并剪寄给他，他对我说，凡是有关张先生的资料他都珍藏着。我想这些资料也一定随着他的家破人亡而荡然无存了。



四、印象拾零

不像中学那样，联大没有什么班组织，没有同班同学的概念，更没有班主任。大家同选一课，才有机会在课堂上见面。当然同系同级的人在课堂上碰头的机会较多，但如果不打招呼也相见若途人。像我所在哪个班级直到毕业前夕才举行过一次聚餐和郊游，还有一些人没有参加。直到最后我能叫出名字的“同班”同学不到一半。每天除了两三堂课，其余时间就自己支配了。宿舍是没有写字台的，认真学习必须到图书馆去，但那全校唯一的图书馆也不过可容数百人，要靠“捷足先登”，如果要借参考书，则必须及早守在门前。因此有不少人干脆带着一本书上茶馆去学习。附近文林街一带虽是横街小巷，却是茶馆林立，多是家庭式的，在屋内和门前摆放着几张桌子，一位老妇或小姑娘当炉供水，只需花上几个铜板就可以坐上半天，你若经济允许也可以买些花生或松子、葵瓜子之类尝尝，多少听便。你去的次数多了，没有钱时也可以向老板娘挂账。虽然我们大多数是断绝接济的沦陷区学生，这样的消费还是花得起的。谁都有旧书或旧衣服，你没有钱可以把一些不急用的东西出让。战时物资缺乏，就是一些旧东西也颇值钱。这块地方倒成了我们读书的另一场所，学术讨论和辩论也常会在这里出现。

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大概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还设有所谓军训，由国民党派“教官担任。他们除了分配宿位以外，最初每隔一周有一次“军事训练”。但使我发笑的是参加军训的同学可以穿长袍和拖鞋，真是“乌合之众”。那位军衔最高的毛上校给我们讲过几次课。我清楚记得他曾有讽刺的口吻骂共产党，说“我的本家”（指毛泽东）如何这般。但几年后我从吴晗先生的文章中知道毛上校完全变了，他渐渐“不务正业”了，整天读书钓鱼，向教授们登门请教，还主动替吴先生抄写文稿。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管正事了，他说：“我们这种工作不是人干的”。这使我想到：联大真是一个思想的熔炉呵。

学校照例也有个“训导长”，由国民党派来管学生思想工作的，但在联大也职近虚设。最初由老教育家查良钊先生担任。此公经常笑容可掬，十分和蔼，像个家长一样，常对同学们问寒问暖，同学们都喜欢和他接近。对同学讲话时很易冲动，常常流起眼泪。由于他的职务，我们多少怀疑他是否故作多情，以迷惑同学。但听其言而观其行，这种怀疑逐渐冰释了。学生患病留医，他往往连夜跑到医院看望，给予必要的物质照顾。后来有些学生在民主运动中被捕，他奔走营救。据他老来的自白，说他有一个一贯信奉的人生哲学，就是要永远保持“赤子之心”。我相信这是真诚的流露。与常人不同，知识分子往往会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做人风度，像毛上校那样的国民党军官也免不了受环境的熏陶，何况查先生本身就是个教育家呢！人类共同的良心和文化传统往往要突破政治上的因缘和个人得失，否则道德就没有什么感化力了。为什么联大没有什么思想教育课但国家民族一旦面临重要关头，绝大部分的师生总有共同的思想和爱憎，很快就酿成一次运动，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虽然联大也是党派林立，但科学和民主的思潮总是占了上风，至少我是这样相信的。

联大平时很少全校集会，所以开学的那一天我觉得特别热闹，使我们有机会见到许多早已向往的名人。长袍马褂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特别引人注目，他鬚鬓垂胸，经常用手玩着自己的胡子，在蒋校长简单致辞以后就被邀请讲话了。他虽口吃却很风趣。这位“贞元三书”和《中国哲学史》的作者，开口就离不开哲学，从平常的话题中引申出他的“微言大义”。使我觉得新鲜的是，他无论称呼那位校长总是“蒋先生”或“梅先生”，很少提某人的职衔，这表示尊重个人的学问道德而不重视他的地位吧。他们又好用人家的别字，这大概也是中国文人的传统。

原来三校的校长组成了联大的教务常委，是学校最高的领导机构。梅贻琦校长较年轻，主持校务的时间较多，蒋梦麟校长次之，张伯苓校长则经常在重庆做他的国民党议会副议长据说从官方为学校出力。

学校的集会一般是每月一次，只能在图书馆前面那块空地进行，大家只能站着。只有在这种场合才有机会听到校长讲话。梅贻琦校长讲话不多，很容易看出他是个温柔敦厚、办事认真而富有民主风度的人，他以“庚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地位出任清华校长已一二十年，十几年来清华取得的成绩和他兢兢业业的劳绩与民主作风是分不开的。自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到校任教以来，清华的文法科也有足以和北大较一日之长短之势，理化则早已著称。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我比较爱听蒋梦麟校长讲话，我读过他一些有关文艺复兴的文章，觉得很有卓见。他两鬓花白了，比较清瘦，但演说起来还是有声有色。虽然他长期任北大校长和教育部长等“官”，但还保留着学者风度。我后来从他给胡适的信中（见《胡适书信集》）知道他五十五岁以后，自感“学业荒疎，发愤求学”，每天早起重新学习英语，写成《Tides from the west》（东土西潮）一书，寄美国发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以后，他就是蔡先生的得力助手和继承人，他替北大延揽了不少人才，继承蔡氏的办学思想，发扬北大新风。张伯苓校长经常住在重庆，我在四年中只听过他两次讲话。这位一手创办南开大学的老教育家，听说也是个演讲家，我怀着好奇去一瞻他的风采，不料他却像个老人家对后辈谈家常一样，想到什么说什么，他没有几句又回到南开，一再说周恩来和其他某某就是南开学生。他很重视认真彻底的办事精神，说青年人要有大志但更要有踏实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他以演戏的舞台为例：“我为什么用黄子坚先生做院长呢？就是看到他舞台管理的才能”。为了说明三位校长的精诚团结，他说：“梅先生和蒋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假如我有一只表，我会给蒋先生替我‘袋着’”。意思是说蒋先生完全可以代表他，他自己不在学校没有关系。

联大正规的集会虽少，群众性的学术演讲或专题讨论却颇多。小规模的学术讨论多是分系分科进行，在一个教室里，那是数不胜数的。群众性的大型演讲每月总有几次，甚至每星期一两次。在昆明这个山城，可算是我们课外的主要精神食粮，它也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其内容则比较“universally appealed”(适于较大多数人的兴趣)，故听众十分踊跃。联大实际上没有礼堂，最大的教室（南园）最多可容二百个座位。每次贴出公告，不少人事先利用一些不怕丢失的旧书报杂志等到那里占位，后来者只好在窗口或门前站着听了。这种场景一定会使演讲者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如果没有真知卓见是不敢登台的。几百个对你寄予期望的听者目光睽睽，洗耳恭听，有时还坐着几位教授，讲的又多是人人关心的问题，讲者若不是在理论上有相当的权威，又能随时回答问题，足可服众，是不可轻试的，然联大却大有人在。例如潘光旦先生自称有“演讲癖”，其他人虽不自称，但好学深思之士，自信能成一家之言者都想有个机会公开发表。凡有条件的学术机构都注重和提倡这种演讲，以加强学术风气，增进学术交流，启发后学思考。在我的记忆中，冯友兰、刘文典、罗厅、钱端升、闻一多------等人登坛的次数最多。有时来自重庆等地的要人或名家也出现在讲台上。有些是群众团体请来的，有些是学校研究单位主持的。罗常培先生自己不大演说，但他却是一个主持大会的能手。他谈笑风生，善于用滑稽的语言对主讲者介绍一番，中间又常常插话以活跃会场的气氛，最后向讲者致谢时，甚至即席作诗，使人兴致勃然不忍离场。但联大毕竟是讲堂太小，云大却有一座巍峨宽阔的大楼礼堂可容千人，离联大又不过一二十分钟的路程，云大当局大概也欢迎吹来一些学术空气，因此讲坛逐渐移到哪里去了。组织形式也有所发展，由单一专题发展为“某某问题十讲”，每周一次，早有定期；每次各有主席和讲者，列出名单。开讲时主席先对讲题和讲者加以介绍和索引，以为“序曲”。云大政治系主任林同济先生也是这方面的能手。即使他不当主席，也以东道主的身份，每会必到，中间插话。讲完后则用半小时的时间让听众提问。往往在这个时候是会场最热烈的阶段，听众问个不完，林同济先生又故意添油加醋让人们参加辩论，结果总是超出时间，大家总是在更鼓催人之下无可奈何地散开。

我听过当时名记者陆谊和范长江的演说，但和一般学术演讲不一样，是在南院一个草坪上举行，听众席地而坐。当时世界大战的风声正紧，国内政局又弥漫着一片阴森恐怖，令人失望的气氛，我们很想听听形势分析。陆谊讲了两三个小时，偏于国内形势，赢得听众热烈的掌声。范长江在那个下午姗姗而来，迟到了一个小时，同学们都纷纷走了，他才到来。他是个丰仪飘飘的年轻人，他装作听众之一从后面大叫：“范长江来了”，人们又重新集中起来。他比陆谊讲得更为动听，话儿有声有色，会场轻松活泼，时而欢声四起。我忘记了他讲的具体内容，只记得听时如坐春风，听后对世界前途充满乐观，又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兄长和可爱的朋友。

五、课堂杂忆

我渴望的开课日子终于到来。因为是选课的，各人有各人自己的时间表。尽管是同系同级，没有两个人的时间表完全相同。每一门课都有指定的课室，教室和教室之间往往相隔很远。两堂课之间又只休息十分钟，故往往疲于奔命。

教学，除了教者的学识以外，的确也有几分教法和口才问题。要做到循循善诱而又讲得生动活泼是不容易的。有些大名鼎鼎的大师就未必十分叫座，未必善于教基础课，倒是一些讲得很有条理、层次分明、易做笔记的教师较受欢迎，但对三四年级的学生又不同了。我在上课以前听人介绍和就教以后的感觉又往往有些不同，可见选择教师确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

四年的课堂生活使我最难忘记的还是我的师辈们，我要在这里重点说说，以表达我对师辈的忆念之情。

陈岱孙先生和肖遽先生的《经济学概论》真是有口皆碑——由生活日用把人引入科学世界，使人如坐春风。皮名举先生声如洪钟，像个大演说家一样，词气激昂。他从来没带片纸只字，可是讲课却有条不紊，连半句废话也没有，而且淋漓尽致，从不失口。只是他有一种特殊习惯，每堂课开始必须先骂人几分钟，从政府当局到学生迟到，我自己就被骂过一次，十分严厉。可是听说同学到他家里他却谈笑风生，蔼然可亲。他的“西洋通史”很受欢迎。潘家洵先生的“大一英语”，经常被人站满窗口旁听。我也是旁听的，觉得他全部的英语讲课我都可以听懂，而别的教师讲的我大概只能听一半。因为他的讲话既语法清楚，又尽量运用课文或旧课的词汇，或变换课文中句子的语气，加以发挥，使你实有收获。不经过很好的备课是很难做到这样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实在富于启发性，他虽然口吃，却风趣横生，他不愧是个思想家和哲学史家。我最记得他说：“名字只不过是个记号，没有意思的，例如我叫冯友兰，你不能说我就专和‘兰’花做朋友”。邵循正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博引中西，像谈话一样，叙述和分析交集，有时会使你觉得散乱，但考试时回头看自己的笔记，又觉得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像个泱泱长流的大故事，内容十分丰富。有些史料你在一般书里是找不到的，所以我特别珍惜这本笔记。雷海宗先生是我们的历史系主任，兼教中西历史，有惊人的记忆力，即便是开一个新课，也从不带讲稿。我读过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文笔生动，自成一家。我听过他的《西洋中古史》和《西洋近古史》的两个课程，觉得他既熟悉史实，又富有见解，文学哲学都有修养，真不愧为博学之士。人们说，在文科教授中，他和潘光旦先生最博，但他自己说：“在陈寅恪、赵元任等先生面前，我简直是小学生。”

我记得每年选课时看到历史系开出的课程表，真使我觉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从古到今的各朝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都是名家担任。可是我对哲学更有兴趣，到三年级以后我的注意力逐渐转移了。学校规定，修完了本系的必修科以后，还可以选修外系的课，都算学分，因此，我又可以“自由发展”了。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使我大开眼界：他满头白发，其实不过四五十岁，说话的声音带点老气。我听说他是个佛学大师，但从外貌看，以为他不过是个严谨的学者，那知听他讲课，却是才气纵横，上下论证，头头是道，不特功力很深，而且有不少独到的地方，赫然成一家之言。

金岳霖先生那时约四五十岁，经常穿着一件黄色羊皮的短衣，前额往往戴着一个自制的遮阳窧子，身材相当高大，有点像个木工。他是中国逻辑学的鼻祖，除开《知识论》的课以外也教普通逻辑。他所著《逻辑》是我们大一逻辑课的课本。他虽教逻辑却教人不要迷信逻辑。我慕他的大名又读过他的名著《论道》因而选修他的《知识论》。按规矩选修外系的课是要任课教师批准的，我找他签名时，他迟疑地说：“你为什么要学这样的课？”我说我有兴趣，他才欣然同意。也许我的姓氏比较特别，他容易记得，以后经常是用我的名字举例了。他上课时一开始就说：“我教逻辑总是怕spoil（破坏）了那些好写诗和文艺的同学的才华，受了那些框框条条的束缚。”意思是叫人不要迷信逻辑。逻辑只应启发别人的思考而不是照着公式去思考。他讲课完全没有书本也没有提纲，既不引经据典也很少接触哲学史上的问题，甚至很少提到别的哲学家，他讲的全是他自己的一套。他谈话式的讲课并不像他写书那样外文式的中文，而是相当易懂，而且饶有趣味。你最好连笔记也不做，就紧跟着他的逻辑思考。而且他从不考试，也无记笔记的必要。他每课虽有题旨，却常常是即物引喻，即事见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往往由一草一木之微把你带到大川世界的宇宙沧海。他用的多是自己“铸造”的词，有时用英语表达。人们说他是习惯于用英语思考的，近年来才用中文写作，所以写得不中不西，另成一格。但在课堂上非不得已却少用外文。你听他的课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理会他的命意所在或某词所指。但即使你不相信他那一套你也乐意跟着他的逻辑在海阔天空中驰骋。他的讲课可说没有给你些什么，只是在哲学上为你引路，教你怎样思考，打开你的心窍，使人胸襟疎阔，眼光超放，敢于探索知识世界的根本问题。学哲学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在似乎还未有定论，但可以肯定其作用之一是为了启发人的思考，打开人的心窍，使人敢想和敢于怀疑。他那种思想家的独创精神，独来独往的气魄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一手培养出来的那两个学生，沈有鼎和殷福生，包含他自己被称为“清华逻辑三公孙”，都是大胆思考而卓有成就的。他那时似乎不大关心政治，他自己说过，他看人是看他的思想方法而不注意他的立场观点，但解放初期他却满怀高兴，觉得自己是“任重道远”，因而觉得自己过去搞的那一套都是“多余的”逻辑游戏而不可以匡世济民，因此他决心回到现实，诚心诚意地“改造”自己，他入了党。然而，一个如此勤于思考的人，1957年“反右”以后却逐渐沉默了，年纪大大概不是唯一的原因，任何“真理”如果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也许就不能使人长期感到“任重道远”了。金先生的好朋友梁思成夫妇受了他的影响也不肯后人。沈有鼎先生告诉我：解放后梁氏夫妇在自己的住宅腾出一个房间给金先生，让他住在自己家里，成为“清华一景”，经常名流云集，上下古今，无所不谈，被人戏称为“上下今古派”。现在梁氏夫妇都已作古，金先生行将九旬却幸而健在。可是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常被冷酷的现实粉碎。我想金先生在晚景中也会有很多感想。

一件小事使我终身难忘：陈梦家先生教过我们的大一作文，他是个诗人和金石学家，夫人也是个学者，夫妇同好古物，有如赵明城和李清照，但他对教学工作却一丝不苟。联大规定，作文一定要写语体，限在一节课（50分钟）完成。我在中学时代却惯写文言文，又因为初学普通话，不习惯于写语体散文，一次因为精神紧张，写不出来，只能下周补交了。我以为可以马虎过去，不料给他注意到了。下课时他要我留下来谈话，质问我为什么不按时交文，我抵赖说迟到了，不够时间。他说“你并没有迟到，我清楚看到你是和miss某一起入教室的，你不该说谎嘛。”我无话可说。这使我受了一次很大的道德教育。

写到这里我不禁产生了一些联想：在一年的作文课中，我印象中老师只讲了几次写作方法，其中多半是针对我们习作中的毛病加以启发，可是现今二三十年来，我们的大中学校，什么编章结构写作方法却多如牛毛。英语也是语法如山，条条多得很。好像写作和语言只要掌握方法就行。教师自己以“教匠”自居，又要学生学做“文匠”、“语匠”。多年来的教学风气，真是百匠争风，百法争鸣，而偏偏忽视了学生的智力发展和理论基础，不禁使我想到“士先器识及文章”这一古人的卓识了。教育者必须首先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然后懂得怎样教人，否则很容易舍本逐末。

吴晗先生的教学精神也使我敬佩。原来文科的中国通史是由钱穆先生担任的。刚在我入学的那一年（1939）他离开了联大到香港办学了，联大把吴先生从云南大学请来接替。他住在云大，晚上来校上课。他的教法比较特别——把中国通史讲成中国制度史——管制、兵制、刑制、税制、科举制等一个个的专题讲演。这确是文科的基本功，但似乎未免枯燥了一点。后来他应几个历史系同学的要求，每次下课后用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回答一些问题，他不特十分乐意，而且每次总是滔滔不绝，超过时间，直到更深夜静才自己一个人摸黑回去。他讲到他自己怎样艰苦奋斗，负笈千里到北京去，又怎样半工半读地攻读清华研究生特别使我们的印象深刻，受到鼓舞。

我与吴晗先生有过一些交往，他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吴晗先生后来在给我的一次复信中提到：“昨闻一多夫人到京，相见竟欲哭无泪，处此屠杀学人的世界，还有什么话可说!”他哪会想到他日后的遭遇竟比闻一多更惨，闻一多还不至于像他那样家破人亡哩！

我永远不能忘记刘文典（叔雅）先生。我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名将，又听过一些他的有趣轶事，例如他怎样看不起一些海派文人；他当安徽大学校长时曾因顶撞蒋介石因而受过他的羞辱；他富于文人的傲气，曾经说学校里某些成名的学者“还不识字”，甚至说“如果他可以当教授，我当什么好呢？”但他对待学生却是蔼然可亲。有一次他讲课中谈到人生意义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等他下课时，我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一个人生目的之类的问题，不料他郑重其事地把他的答案写在黑板上，然后加以解释。我说这类问题我脑子里也想过不少，但不知道古人说过没有。他说这是常有的，但你想的没有前人那么有系统。他一口气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毫无倦容，使我深受鼓舞，而且在思考上更有信心。不久我执笔学写文章，在报上果然发表，我再一次相信“胜读十年书”的道理了。我旁听过他的《温李诗》等不少课，他一首诗往往就讲两小时，总是结合人生的体会使你想得很多。我还听过他几次公开演讲，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几部小说的评论：他说我国小说虽不如西洋近代那样丰富多彩，但我们这几部名著完全可以列于世界文学宝库之林。罗贯中如果不是知识极端渊博，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而且具有杰出的文学天才和组织能力是写不出这么生动而高水平的巨著的，他不特刻画人物如画，故事叙述引人入胜又不会使你沉闷，而且他的叙述都有所本，那些神神怪怪的东西如孔明借东风等也不是乱来而是有依据。刘先生说他自己只能看懂（三国演义）八九成。对于《红楼梦》他说可以把它当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从封建士大夫到下层社会的各种人物如刘姥姥等无所不包，写出他们的思想意识、伦理观念和心理状态。知识分子从少年时代的爱情追求和功名利禄，到娶妻生子，尝到人生的酸甜苦辣，直至饱历沧桑，宦途坎坷，晚景凄清，以至看破红尘，超蝉求脱，以至各类知识分子的身世不同和思想差异，无不刻画入微。你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传统如果了解不深，也难完全看懂。它里面的诗词歌赋，有些是中国的一流作品，不少人受其影响。

对于庄子，（刘先生在学校也开“庄子”的课）他有一次的演说使人感到愕然。人们正等待他对庄子哲学的分析，不料他们讲了《庄子》的各种版本以后，忽然转了话题：“现在中国正在对日抗战，‘庄子’也抗战呵。当前世界只有两个半‘庄子’专家，日本的户内重光是一个，中国的马XX先生（概指马一浮）是一个，我自己算是半个”。“半个”是自谦的口吻，所谓抗战就是说他要和户内一比高低。话题一转，时间过了，庄子的哲学反而来不及讲，使听众深以为憾。还有一事更为荒唐：按清华规定，五年一次的教授轮休，无论出国或内留，都得写个研究报告，他却迟迟未交，闻一多先生由于职责关系催他缴交，他却和闻先生顶撞起来，当着学生的面揪闻先生的长胡子。刘先生常常就是如此的随意而傲慢，是不是积习太深的文人习气和盛名之下使他过于不羁了呢？他的确放任了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最终迫使清华把他解聘了。

1943年暑假，我毕业后正准备到桂林去，吴宓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要我带到广西大学亲自交给陈寅恪，嘱咐我不要耽误，信里谈到有关刘文典先生的事。陈先生看信后告诉我：刘先生被清华和联大解聘了，吴先生要我写信给梅校长说说。大家都从战火中逃出来，不该中途把他丢掉嘛。据说云南大学很快就把他高价聘去了，解放后死于云南。文人不拘小节，刘先生可说个突出的典型。的名鼎鼎heng史”，情化话  

我还要提一提另外一位老师郑昕教授，他是著名的康德专家，教我们的时候还是三十几岁，头发很长，满口英语，讲课时似不如金先生那样条理清楚，但文章的才华横溢却与金先生大大不同。我听过他的《哲学概论》和《康德伦理学》两门课，每个问题的主题思想还是鲜明的，也很深刻，但远远未到层次分明，他奔放的才华使他不能按部就班地进行演绎吧。他的夫人恰好与我同姓，在联大是我独一无二的同宗，他口里虽不说这些，对我却比较殷勤，有求皆应。像他这样潜心哲理，且略带山林隐士之风的人经过抗战八年的现实洗礼也开始变了。解放前夕出人意料地写了一篇文章《高调的哲学和低调的哲学》，意思是说他们平时谈的哲学调子很高却和现实无关，解决不了国家兴亡和穿衣吃饭问题；共产党的哲学调子很低却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他解放后被认为是进步的哲学家，成了新哲学研究会领导人之一，也把我拉进该会成为一名会员。几年前我才听说他不幸患癌病逝世了。我想今天他若尚在人间，一定也会自感“任重道远”的。

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我想联大抗战八年中在那样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还能培育出不少国内外一流的人才，这是个决定性的条件之一。如今回首已三四十年，老辈凋谢；十年浩劫，二十年厄运又使后继乏人。名师真不知从何寻觅？抚今追昔，我不禁感慨系之了！

六、民主堡垒

联大被称为“民主堡垒”。它的前身是“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发祥地，正因为这样，自由民主的空气特别浓厚，在这里人们也比较敢说话，有“租界”之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它自然是很敏感的。我初到学校的时候，一些老同学就告诉我：在这里各党各派都有，连“汪派”也没有例外。“三青团”的组织是可以公开活动的，但一般同学都以和它沾边为耻，认为最没有出息的人才参加这个组织，它的活动范围似乎不出新成立的师范学院。共产党是地下活动，我只知道有个“群社”是左派的团体，但马克思主义在联大似乎也不吃香。我在厕所里曾看到过这样一副“对联”：“右倾有官做，左倾出风头；做官须拍马，风头在吹牛。”这显然是“超然派”人物的口吻，但按我观察，持这种态度的人在联大是占多数的，特别是在政治上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也体现了一种冷静而理性的思维方式。但一到关键时刻，平静的校园就很容易掀起一阵风雨，同学们很快就热血沸腾起来，汇成一股轰轰烈烈的政治热潮。“倒孔运动”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在两三天之间轰动起来的。有时候我们会在校门侧的围墙内蓦然看到一张大字报，正义的呼声正是从这里传出。我曾经激动地想：联大这个民主堡垒所传达的正义呼声，如果能扩散到全中国那该多好呵！我平时是连报纸也很少看，是在这里才开始呼吸到一些民主空气，受着自由民主氛围的感染，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现在想来仍觉得未免可笑。

大概是在1940年间，昆明突然刮起一阵阴风，一个叫《战国策》的小型杂志出笼了，云大教授何永佶之流的文章写得颇有煽动性，我们的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也是其中一员主帅，他不久前发表了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认为当今的世界正是战国时代，要靠武力才能够生存，在课堂上他也经常流露这种观点。他们公开宣扬“力的政治”，认为权力和武力就是一切，世界将由希特勒之流的“超人”去主宰；战争的胜败取决于“铁与血”，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是软弱无力的，不足以应付当今的“战国”局面。一股为国内外法西斯摇旗呐喊的血腥气味，一时间在昆明大有压城城欲摧之势，仿佛希特勒马上就要征服世界，日本法西斯也将成为大东亚的主人。有人说德国和日本可能要在印度会师。那时候我在政治上是无知的，我的心一度被罩上一层阴森恐怖的黑影，恐怕我们快要做亡国奴了，世界末日就要到来。幸而这股妖风寿命不长，半年左右就销声匿迹，《战国策》也不见出版了，大概希特勒在战场上失手了吧。我后来翻了历史，原来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孤注一掷，几乎输光了本钱。

当世界法西斯横行一时的时候，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被称为世界“三怪杰”，蒋介石亦步亦趋，在国内独裁专政，日本军阀亦乘风而起，和欧洲的虎狼东西呼应，欲一举吞灭中国，独霸东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走向了一个黑暗而反动时代，自由、民主的气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天理坠地，邪说横生，神道复起，世界一度回到十字军式的“圣战”时代。这股黑暗潮流竟一直延续到六十年代，有些地方变成了人间地狱，回到中世纪的日耳曼时代。二十世纪中期可是人类理性一个大倒退的时期呵！然而，在1940年那妖风滚滚的日子里，联大虽然也出现了一些不肖之徒，但联大人自由民主的力量还是占据优势，“科学、民主”的火炬始终不倒，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孔运动”，显现了“民主堡垒”的力量。

七、“倒孔运动”

大概是1940年到1941年的春冬之间，有一天我在墙报上看到一篇《怀念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原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香港也被日寇占领了，那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先生的安危，引起了联大师生的挂念。跟着传说孔祥熙的老婆用飞机运狗，却不管国民党的留港要人。孔祥熙这个名字早已成了国民党贪污腐化和发国难财的象征，孔二小姐的奢侈生活也被谈论和指责。其实贪污腐化，不顾人民死活和抗战前途的又何止孔祥熙一人呢？大家都心里明白，这只是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代名词。跟着又传来马寅初先生在重庆演说大骂蒋介石的动人消息，使校园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有位同学告诉我，他在昨晚看到“皖南事变”的油印新闻贴在墙上，我清早去看已经不见了。但我没有想到事态发展得那么神速。

我忘记具体日期了。就在那天上午九点多钟，校园里依然是往常一样平静，天气晴朗。是星期天吧？没有人上课。我正在校道上走动，忽见住在昆华中学那边的一年级学生排成队伍从校门进来，直到图书馆前面的广场上停下，一会儿又喊出了“打倒孔祥熙”的口号，住在新校舍的同学立即轰动起来了。同学们互相催促“快准备宣传品，马上要游行了，尽可能争取时间吃饭”。我的好朋友李朝增也和很多同学一样，把自己的白色床布撕开做成横幅，写上标语。我也兴奋得不知所措。大约一个多小时后，队伍开始出发了。同学们互相叮嘱，尽可能多带粉笔，准备在游行途中写标语，因为纸制标语来不及准备了。出发前并没有什么动员，也没有见到有谁在鼓动。只见队伍越来越大，呼声越来越响。我们出发不远的时候，看到邵循正先生走过，我想他虽然没有什么表情，但他也是“12.9”时代的清华前辈，难道不是和我们心心相印吗？我暂时浸迷于当年“五四运动”的情景，意识到自己正置身于历史性的宏伟行列，我在兴奋中感到豪迈。

我们的队伍按计划首先经过云大，把那里的同学吸引进来。走出云大，我们感到自己的队伍在不断地壮大，声势浩浩荡荡。离那里不远的中法大学和同济医学院的学生纷纷到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沿途经过每所中学，人流像潮水一样向我们会合，谁也不知道走在自己前面或跟在自己后面的人究竟有多少，只觉得“拥护龙（云）主席，打倒孔祥熙”的口号呼声震天，自己的血液和汹涌的人流一样沸腾。这是中国人民共同的吼声，真是气壮山河呵！我们心里明白，“拥护龙主席”只是一种策略，好让他的军警不对我们进行干涉。但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还是要提高警惕和有所防备的，当我离开队伍到街边墙上写标语的时候，确实提心吊胆，深怕一排枪弹突然打过来，但在热血沸腾中也顾不了这许多了。整个山城被轰动起来了，人们的脉搏在跳动。我们游行了四个多小时，走过了昆明的每条大街，直到下午三四点钟左右，队伍又回到联大广场集会。那时的集会已不止是联大学生，而是全市学生大联合了。大会推举了各校代表组成主席团，讨论是否罢课的问题。结果决议暂不罢课，号召同学们回去尽量给自己分散在国内各大学的朋友们写信，以扩大影响。我们深信，各地同学得到我们的信息，必将连锁反应。在这一天的行动中我上了一堂政治大课，我相信学生运动是时代的火车头。

我事后才知道，这次运动是有人在领导或“点火”的，那就是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后来我读历史知道当时周恩来在重庆活动的情况才领悟了运动的背景。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像我一样事先并无所知，全凭一股民主热情参加进去，行动起来也是热血沸腾奋不顾身。我们当时对孔祥熙之流的贪污腐化，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对蒋介石的卖国求荣，置国家民族前途于不顾，把枪口向内屠杀同胞；这一连串使人痛心的事实早已满腔怒火，一旦被火炬燃点，便迅速汇成千军万马，汇成一股爱国的洪流，正义的洪流和民主的洪流。这是“五四”的继续，“12.9”的继续，也是后来“12.1”运动的先声。联大因为有着民主的传统，国民党也不敢公开镇压，因而自由度还是较大，这里的人们讲话也比较大胆，有些教授甚至在讲坛上讽刺朝政；这里没有什么“党义”课，“三青团”成为人所不齿，“军训教官”和“训导长”形同虚设，“民主、科学”已成传统，“兼容并包”精神在人们心目中成了理所当然。

在这里经院气味依然相当浓厚，甚至有人还反对白话文，例如“学衡派”台柱之一的吴宓先生照样在联大讲学，照样受人尊敬，但大家尊敬的是他们的学识和诚实的人品而不是他们的思想。事实上他们也受了西方文化的陶冶，纯粹的“国粹派”是没有的，学究式的人物在这里是吃不开的，“全盘西化”或“苏化”、美化“的论调也不吃香，人们倒是比较尊重既有真才实学而又富于独创性的那些人物。从事国学的大师们也只好走梁启超、王国维那样的路子，用“旧瓶装新酒”或“新瓶装旧酒”的方式以建立他们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些人虽带几分奴气要为国民党帮点忙，也是躲躲闪闪的。这是二三十年来的历史传统逐渐形成的联大特点或个性，它所以成为抗战期间的“民主堡垒”不是偶然的。

那天晚上，我们兴奋得难以入睡，或则议论政局，或则到处串连，打听消息。同学们说：我们游行的时候，蒋校长和梅校长坐着小汽车跟着队伍，以便万一地方军警向我们动武便出面劝阻。他们像家长一样保护我们使我们感到温暖。

说也惭愧，“倒孔运动”以前，我是连报纸也不大看的，以后却一变而为关心政事，与同学们谈论时政非常兴奋。明知道国民党的报纸不可信，但每到贴报时间，也急着去看看风声。我逐渐培养了政治上的爱憎，我开始懂得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成一片。看来青年人思想觉悟的提高显然不是靠生硬的政治说教。

校园很快又回复了正常状态。我记得梅校长在校会里轻轻责备过我们：你们叫“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熙”不是造成人们对龙主席的疑会吗？但不久张伯苓校长从重庆回来对同学责备的口吻却严厉得多，说我们是“受人利用”之类。

国民党对这一轰动全国的运动是不会坐视的。他们明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倒孔”实为倒蒋，他们对这个运动的政治背景比我们清楚得多。不久蒋介石就派那满脸横肉的特务头子康灈到联大“演说”，实则是进行恐吓。在那些日子里，我认识的一个“群社”同学和其他活动分子都秘密离开了昆明。

不久C.C.头目兼教育部长陈立夫也来了。他与康灈不同，使的是软刀子。他由蒋校长陪同，大家一样穿着长衫马褂，道貌岸然地登上讲坛，他尽量表现出“学者”风度，大讲“孔孟之道”，用他的“唯生论”观点加以发挥，既可以表示他并非不学无术，又可以适应这里的气氛。最后又大发慈悲地说：“我看到许多同学脸有菜色，心里很难过，你们的贷金太少了，应当增加以改善同学们的生活”。一闻而知其意在于收买。

宋美龄也跟着来到昆明，但她却没有到联大演说，而在云大的礼堂出现。还是由蒋校长穿着长衫马褂陪同——这是一种巧妙的办法，表示由联大云大两校联合对她欢迎。她登台时那种装腔作势，一股外国贵妇的风骚，使我记忆犹新。她说“代表蒋委员长特来看看同学”，不时用英语插话。可是同学对她却很不客气，有人起立向她发问：“孔夫人（宋霭龄）用飞机运狗的事外间流言很多，到底怎样？”她提高声音地回答：“呵，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我是喜欢玩狗的，但孔夫人最怕洋狗，她每次要到我家，都得事先打电话通知我，叫我先把洋狗拉开”。真是欲盖弥彰，有谁相信呢？她的回答引来一阵笑声。她赶紧下台，还假装笑脸，离场时与两旁的部分听众握手而别。

孔祥熙就更有趣了，他像个肥猪，也是在云大礼堂出现，比宋美龄到昆明的时间晚了一年。他登台“演说”时，会场一片嘘声，就是讨厌他的人也替他难受，但他却颇不汗颜，竟然说：“我知道你们生活很苦，要改善一下，我来昆明也有这个目的。不过国难期间大家都要吃点苦，我家的生活也不好嘛。”亏他说得出口，这种公开的欺骗倒也增加了人们的笑料和会场的欢乐。这样的蠢猪竟在民族生死关头的抗战时刻当起了“行政院长”，“抗战建国”还有多少希望呢？可是他并没有忘记他的诺言，后来他真的拨出一笔专款以增加昆明同学的贷金。大家议论纷纷，结果经过学生代表的研究，发表声明说：“这是民脂民膏，我们不能接受，应该还给人民。”决定把这笔专款移交云南救济委员会，以便救济比我们更苦的难民。

各位高官的到来，似乎都搞错了一件事情，都以为学生游行只是因为生活太苦，花点钱给予改善一下生活就万事皆休。也许这正是官僚政客们固有的思维定势吧，他们又怎能理解联大人的思想情操呢！

八、师生情谊

抗战八年，我们的生活确实很苦，大多数人来自沦陷区，经济来源断绝，全靠贷金为活。除了极少数富家子弟自觉不请贷金以外，大多数同学都可以领到。有一件小事颇为有趣，顺便一提：某一时期，学生贷金必须请一位教授代为申请，以示该生确有困难教师代为作证之意。一般人最好找自己的系主任，但系主任平时不易看到。我上课时见到冯友兰先生就请他代劳，他毫不犹豫给我签署了名字。别的同学看到他有求皆应，不管认识不认识。五六个人一起上前把他围住，他却照签不误。这种风气我是第一次看到，印象很深。当时联大的老师一般都是这样，你对他有所求时只要他做得到而无碍大节的，总是有求皆应，跟现在官场式的学校，好摆架子，人情冷落的现象完全不同。也许因为我这个人最爱人间温暖，所以对联大这种师生关系特别喜欢。直到现在我还是把隔别多年的母校当作自己的家，在社会上偶然碰到一个素不相识的校友，无论是同学还是老师，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而且从我的观察中，这也并非自己自作多情，对方也是一样反应。我经常暗地里想：如果这世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那该多好呵！三四十年来饱历沧桑，人类的情感长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实际上是一些不近人性的家伙用兽性排挤人性，抚今追昔我更觉得那样的社会可爱呵！今天我们似乎又重见天日了人类又回复了他义所应有的青春。我们一些劫后余生的同学经过长期人为的隔阂又可以重聚一堂了，校友会又公开活动起来。虽说“访旧半为鬼”，而幸存者相见之余总是额首称庆。

在日寇的兽蹄鸟迹所到，国内的大都市概以沦陷，生活所需的工业品奇缺，甚至火柴也没有了，要用火刀打石取火，回到了原始时代。我未去昆明的时候就知道了这种情况，所以准备了四年的衣着所需。在同学中衣衫褴褛是常见的事，不以为耻。当然也有衣服靓丽的，那是女同学好打扮之风未改。但在同学们的眼中却没有“先看罗衣后看人”的。

“物以罕为贵”，正因为工业品短缺，当时在学校里公开“出让”之风甚盛。有人想挣些零用钱，可以把自己一些不很急用的东西“出让”，贴个字条，写明质量、新旧程度和价格，以告买者，或写明住处，请他到来“面商”。我自己也“出让”过不少东西，包括手表和自来水笔。我有位亲戚，他原在昆明工作，后来回乡去了。因为他带不了那么多行李，把一些他认为用处不大的东西放在一个篮子里，当作废品留在我处，开始我并不注意它，也不知道那里有些什么东西。后来我“穷极生智”，首先发现其中有些军用皮带、绒军帽之类的东西可以换钱。那时我和一位同学来往甚密，情同手足，夜夜“遨游”。然苦于囊空如洗，无以充饥，第一次就带着那条军用皮带去试试，直奔那条专卖旧货的小街，果然卖得了钱，够我们两人上一次馆子——吃碗羊肉和一点酒，还有剩余。第二次再拿军帽去也得到差不多同样的效果。以后我再从哪个篮子里找，虽然较值钱的东西没有了，但旧书、墨水瓶那样的废品也可以换到一点零钱。抗战时期物资的贫乏于此可见一斑。

我的那位同学名叫殷福生，品性刚直，在学校里也算怪人之一，是金岳霖先生的养子，虽未有考试而被推荐入学，但却被誉为清华逻辑三公孙之孙，与逻辑之祖金岳霖先生和逻辑之父沈有鼎先生齐名。在学期间他虽出过一两本书，但从不以此自炫，从不把自己写过的文章告人。他说他翻译和写书是为了“骗钱”，从不留稿；他认为如果写文章是为了换稿费喝酒，那还算颇“高”（high taste），如果察察为名就俗不可耐了。只有一次属于例外：一个傍晚，他突然告诉我“这回我们可以喝酒了，因为我写了一本小书，拿了一笔稿费”。随即与我直上大街，到那条夜里专供人吃食的小巷吃鸡。如是者一连几个星期，直到把那笔稿费用完。这样的生活回忆起来，我还真想再过一遍。所以我相信生活的甘苦，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金钱并不是决定的因素。我仍然觉得联大四年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时期”。

当年的一些“同学少年”呵，有些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但还使我念念不忘；有些与我一起练习英语对话，有些和我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有些温情脉脉，他们的友谊曾给我莫大的抚慰；有些一度和我吵嘴，使我怨恨但后来却成了终生莫逆之交；有些使我拳拳服膺，在性灵上给我不少启发，但现在已不在人间了。有些当时我就看出是难得的人才，后来果然成为国际上的名流学者。如果我要把这些都记下来，恐怕还要加倍的篇幅。

我要从心里说一句：生我者父母，育我者联大。我绝对相信，如果我没进联大，在我一生中将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可能我会安分守己，兢兢业业地做点事情以报社会，不像现在这么狂妄，志大才疏，一无是处；也可能随波逐流，没有什么定见，不像现在这么富于幻想与世多违。命运却使我走上一条想若非非又颇为坎坷的道路。是祸是福也很难说，但我始终没有什么悔恨。（完）

房鸿机先生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村里的长辈说过了，听说从小就很聪明，他同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教授 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房鸿明是兄弟。

发表叔叔遗作之初衷---林花
"一切的定理都是灰色，生命的绿叶常青"--歌德

我人生中的启蒙师长，与父亲手足情深的二叔离世多年了，其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我小学毕业考进了叔叔任教的广州市六中，常在叔叔身边，叔叔就像一本辞典，在知识的海洋里任我傲游，叔叔也像一位朋友，可以倾诉，可以索取，可以愉悦，还可以尽情享受对我慈父般的温情。让远离父母少年时期的我仍能沐浴在血浓于水的父爱中。

十年浩劫让二叔的全部的书籍、文稿，包括与联大师长及同学的往来书信在"抄家风暴"中荡然无存。离休前后至1982年秋病逝前的三、四年间，他除上班之外，闭门寡出，笔耕不缀，翻译书文、撰写回忆录等，以求让心灵上的青春重燃，让灵思自由驰骋。这些作品二十多年尘封闺阁未见天日，近期才被其儿子我的堂弟翻出打印而见诸今天。亲人读此作品，无不深深被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前辈学者的情思、情爱、情怀所打动。二叔的作品，记录着他全部内心的跳动。让我看到一颗赤子之心之声，那是发自一种大自然的声音。品读二叔的遗作，一位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勤于思考，思维奔放；始终抱着自由民主思想不肯放弃，一位学识广博；见解独到；立场鲜明，尽显学者之风的西南联大学子形象跃然纸上。

从二叔的作品里，我看到了父辈们的艰辛，看到了祖母的伟大，看到了人间的冷暖，感受了亲情的荣华，骨肉之情的牵挂。

  我那可怜的祖母，一个心地极端善良、深厚而又感情率真的农村妇女，自年青时期就处于被弃的凄景，满怀悲凉，而且还要挑起抚育几个儿女的担子，仅靠那几分薄田的收入，以维持生计。祖母力尽母亲之责，把三个儿子，我父亲，两个叔叔全部供养至中国名牌大学毕业，我父亲毕业于广州市中山大学，二叔西南联大毕业，四叔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作曲家。另有妾儿的祖父几乎不再把我的父亲叔叔们放在心里；偶然寄些钱回家，也是出于仅剩下的那一点骨肉之情吧。祖母，一个勤朴的中国农村妇女，一个伟大的母亲，至今依然令我难以忘怀。

我的忏悔




前言



      我的生活史本不值得留下什么痕迹，它不过像广阔的太空中一朵微不足道的浮云，毫不引人注目，让它无影无踪的散开就是了。而我偏要多事地留点记录，固然是由于精神空虚，同时我还觉得，如果不把我有生中所做过的错事告诉世人--特别是我的孩子，使他们从中接受一些有益的教训，于心终觉有所不安。
我爱好哲学，多年来曾蓄意把我生活中的一些感受写成哲学。可是：
      "一切的定理都是灰色，生命的绿叶常青"--歌德
      与其写出一些令人烦厌的条条和空虚的说教，何不把我内心的跳动直接记录下来。如果我是个真正的人，或者有几分做到了保持着"赤子之心"，那末，我也有理由希望：我的心声，也就是一种大自然的声音。如果我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也应该从这次的回忆和自我审查中尽量把我自己净化一下。我只有忠于自己才能够忠于自然，才能够代表自然说话。
      我幼年时，曾听过长辈讲述一些关于祖父、爸爸和伯伯等人的故事，觉得很有兴趣，至今记忆犹新，因而使我想到，有关我自己的故事，也会引起我的孩子和侄儿们的兴趣；如果能够借此而把他们引到做人的问题上，是不是会给他们一些启发和感染呢？
      不过，我虽是个教师，却从来不想煞有介事地教训别人。我宁愿以嬉皮笑脸和谈家常的口吻出之，以免流于迂腐。
    我的孩子也许到现在还未能了解把他们怀抱成人的爸爸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通过这部记录，我希望他们总有一天会比较理解。
      我一生做过不少错事，其中有些后来回想起来使我毛骨悚然；这些我要尽可能地提起勇气才能够把它记录下来，也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我自己解除一些内心的结。我知道我正面临着一种严峻的考验。
    世间无聊的事情很多，我现在要做的也是一种，姑且无聊一下，或稍胜于精神空虚。

一、少年时代


我生于"五.四"（1919）前夕。那大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刚刚停息，欧洲一片焦土，但和平重临人间了，中国在十月革命的炮声影响下，在"打倒孔家店"和高呼"民主，科学"的浪潮中进入了"五.四"运动的新时代。
那是个光辉灿烂和人才辈出的时代，是充满着希望的时代，是火与剑交相辉映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出生，应该是我的幸运。无奈历史的道路太曲折了。20世纪这个年代，在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物质文明上虽然突飞猛进，人类突进了宇宙空间，可是在理性上确实是颠倒的，这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是个妖道逞凶的时代。我总算是个灾难重重中的幸存者，但时代给我精神创伤，一定会经常流露在我的笔尖之下。我相信在整体上，我还算是个乐观主义者，但在我的文字里也难免充满着伤感，这是时代给我的生活留痕！
      我在14岁以前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农村长大的。我祖居的那个村子叫桃湖村，--这个名字有点诗意，虽没有一个长满桃花和桃树的湖，而在风景上还算别致。原来我祖父在我出生前约20年，才在那个小村上辟山建屋，大兴土木，得地约百数十亩；屋后和两翼还是三面临山；中间丛林密麻，有各种野果，从雅士的观点来看，颇得园林之胜。但因为丛林太密了，一出门口就是山，在孩子的心目中，也容易产生一些恐怖景象。我们一两个孩子是不敢入山的；结伴而去，攀树取果，却觉得别有天地。
      我孩提时很怕老虎，也许是仅仅出于大人的恐吓。但有一次我祖母的小猪却真的在屋后一角的丛林发现被野兽吃了过半。那末我们的后山是不是真的有老虎或其他野兽呢？这却成了疑问。那就难怪生长其间的孩子们长期尝受老虎的恐怖，我长大以后还多次在恶梦中见到老虎。
      村民还是十分迷信的，经常煞有介事地讲鬼怪的出现，老妪们尤其讲得栩栩如生。这对我们孩子的心灵也长期成为一种极大的负担。直到晚年，我理智上虽断定并没有鬼，但在心理上却难免恐怖，以致被孩子们取笑，这是可以追源到我的儿时生活的。
      我母亲特别信神怕鬼，我受到她直接的感染。夜里跟母亲一起睡觉，未能入睡前的那个时刻，对我真是个酷刑；闭上眼睛，就是一片恐怖的景象，这对孩子的心灵是个很大的折磨。
      然而神袛也给我们带来不少幸福，所谓年宵佳景，都不过是一些敬神的"杰作"。我们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是正月十四、十五两天；十四是我村附近的两庙神袛（被称神兄神弟）出游到我村会合（叫"老爷会堂"）。这一天下午，彩旗招展，龙狮齐舞，金鼓齐鸣，随神挑贩玩具和糖果的货郎接踵而至。这些对孩子是极大的吸引力。而且这些时候，孩子们个个受到大人的分赐，腰缠成贯，甚至还有几个白银；用这些平时不易得到的钱，随意买玩的和吃的，那真是皆大欢喜。在那"老爷会堂"的大草地上，金鼓之声不绝，炮竹之声陈陈，还有迷人的国技表演；村中老少，还有他们前来作客的戚属都盛装而出，一片节日景象。家家早已筹备好的最肥的大鸡，都在这个时候一齐捧出，放在连接摆着的神台上。那几个钟头的光景，对孩子们简直是个仙境，能不使人心花怒放，回首难忘！
      次日（正月十五）又是花灯节，又名出灯节；这个晚上，村里所有新生的婴孩，父母都要替他们向"社神"献灯。"社神"平时"住在"离村半里的几棵大树下，叫社庙山；那里本也很有景致，藤萝蔓枝，矮树低垂，十分好玩。但花灯节前那几个晚上，村人却将"社神"迎入村中，搭棚为屋，灯笼高挂，神前早晚摆着各种年宵品。十五晚暮色初落，村中老幼便汇集于此，争先恐后地向"社神"奉献炮竹，--有心贡献者还不能随笔写上献品，必先跪在"社神"面前；用一副竹板落地祈祷的方式，征询"社神"同意，然后幸运的记上自己应该为明年现出的炮竹种类和数目。村民平时虽十分节约，今夕却十分慷慨；他们认为这种对神的供奉，只会"一本万利"，毫不吝啬。我那时最有趣的却不是供献花炮，而是放在台上那使人垂涎的油炸宵品和大鸡。说也奇怪，这两样最实惠的东西，却没有人力争，我们经常可以如愿以偿。
      供献花炮和敬神完毕，到夜里十点左右，开始鸣炮了。炮竹渲天，火箭凌空，是这一晚的最高潮。到翌早清晨，孩子们还不会忘记迅速赶到村畔田间，捡拾火箭的残枝，据说捡到这些残枝也会纳福。
      佛爷给我们的快乐还不只这些。一年之间，每一节令，村里都要杀猪祭神，就在上面说过的几棵大树下。全村不过五六十家，祭神后的熟肉，每家总可以分得一二斤，大家都派孩子去领。平时不易吃到猪肉的孩子，这当然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总不会忘记带去一小筒米和一小包盐；盐是准备领到熟肉后就地尝味的，米却是为了利用肉汤煮成汤粥，分给各家。这些日子虽远不及年宵佳节那样热闹，对孩子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
      在年宵佳节中，还有一些使我难忘的事：亲戚们总是在这些日子里到家里作客，他们带来一些和我们年岁相当的女孩子，大大增加我们的热闹；我们彼此一经玩上几天，便结成游伴，甚至"青梅竹马"，一旦离别，盛筵乍散，便要依依不舍了。
    有一事使我终生难忘，有个堂嫂的妹子，比我小一岁，我那时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小童，但对她却是钟了情似的。我知道她快要走那几天，就有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但我好像也懂些羞丑了，我总是借故到堂嫂那里见她。一天早上，我怀疑她已经走了，又不敢直问嫂子，我只好假意问嫂子的婢女（叫兴友）那里去了，因为我知道她如果要走，一定是那婢女送她。结果我高兴地得悉她并没有走，还有一两天的逗留。待她走后，我竟在几天中若有所失。后来我读了高中，由广州回到家乡时，还不忘向堂嫂探问那小同伴的音息。这是我一生中初次的用情。这是"早熟"呢，还是男女之爱并不需要等待青春焕发以后？
      故乡，所谓儿时吊游之地，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使人流连的。到现在，事隔半个世纪，但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我的脑海里，印象犹新。我后来读到王粲《登楼赋》--"人情共孰不思旧土兮"之句，不禁一洒同情之泪。

      我五、六岁时随伯父、母到化州县城居住，那时伯父任县里第一区署的区长，区署设在城中心的城楼。我父亲却在高州府城里任职，其时母亲和兄弟妲们都随父到那里居住了，独留下我这个孤儿跟随伯父。这因为伯父晚年无子，曾有意以我为嗣。但后来他纳了妾，生了两个孩子，因而对我的感情也日趋淡薄。那两年孤儿似的生活，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少伤痕。使我最难忘情的是：有一次母亲带着妲弟由家乡经县城重返高州，在伯父处中途停留一天。我这长期失却母爱的流浪儿，多么依恋母亲！我母亲因为怕我痴缠，假意答应我带我一起，等她快要离开我时，故意逗我外出玩耍去了，待我回来后，知道母亲已弃我远去，我真是呼天不应，即使滚地痛哭也无可奈何了。我当时心里只是想：母亲啊，你太残忍了。母爱是伟大的，是大自然对初生的幼苗慷慨的恩赐。谁要剥夺儿童的这种恩赐，真是莫大的失德。我母亲还是爱我的，也许迫于环境不得不暂时使我孤零，但你可曾想到，你的孩子当时是怎样心如刀割的吗？
      我那时被安置在附近一家"国民学校"开始读书；校址就在城里的关帝庙，学童数十人大小不等，同在一个课室上课。那校长是县里闻名的老教头叫温容初先生，另外还有一个教员，都给我的印象很深。
      在那一两年间，我已失宠于伯父、母，平时无人管教，因而养成了不少恶习。例如我想吃零食，伯父母却不给我钱，我只好偷窃；往往在黑夜里摸索起来偷公署里的公款--那些贯穿成千的铜钱，经常摆在房里的地上。次数多了，他们当然是会发现短少的，但因为数不多，他们并不重视。我还经常偷窃果店或摊贩的食物，多次被揪住了，但因年纪太小，他们也不予深究。这种不良习惯，到我读高等小学的时候，还有重犯，以致被同学骂作"小白燑"，使我深以为耻，到初中后我才决心洗手不干了。
      孩子一旦发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损害，而且又是自作自受的，就会立即产生自卑的心理。我长大后自卑心十分严重，而且长期受到这种心理的折磨。回想起来，和我这一段不幸的遭遇不能没有关系。
      我还不能忘记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长兄比我大六七年。因为他经常外出求学，和我并不经常在一起。当我离开他时，每次想到一件我认为对不起他的事，我就心里难过。大概当我六七岁的时候，一天下午，那家庭学塾的老师给我一把烂熟了的青槌（其果仁可食），我把它看得太宝贵了，以至哥哥吃了我一颗，我就发狂地哭着追他，他跑到一个草地上，就装着跌倒卧下，我为了发泄不满，在他的背上把我满面鼻涕揩他满身。这事过后，哥哥本没有什么，我却心里难过了。孩子当然不懂得向人道歉，只觉得心里难受。幸而过两天，我在屋后的山边捡到一个鸡蛋，我赶忙把它送给哥哥，以排解我的歉意。哥哥是否注意到我当时的幼稚心情，我不知道，但这却是我永世难忘的。稍长以后，我在戚家寄读时，一个晚上，我又梦见了远离的哥哥，醒来怀念情深，又想起了我过去对他的那次恶作剧，我不禁热泪汪汪，在床上痛哭了。
      我并不想故意流露我的纯洁心灵，而是想要让我的孩子们懂得：你在家时并不感到"骨肉之情"的可贵，但一旦你离开了家，飘零异域，你就要为你在家时做过的错事而心怀难过。这是不是人性中所谓"天良"呢？要是否定了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社会道德的建立，并没有什么好处。在我看来，一切反乎人情亦即违反自然的所谓理论都是唯心主义的，甚至是不怀好意的。一切善心的人没有理由不珍惜人类的至性至情，而不是随意加以践踏。

      我七八岁以后，随着伯父的解职，又回到家乡，就学于家庭的塾馆（叫做私塾），一直到十三、四岁入高等小学以前，读的多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论说精华》或《论说文范》等；我从这些文章中，开始知道我们的国家原来正处于"国破家亡"的"风雨飘摇"中，"任人欺凌"、"任人宰割"，所以许多文章都呼吁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文章比较易于为孩子所接受，但在农村中不易多得，所以我们读得较多的还是"四书"、"五经"、"明心宝鑑"......那一类的古董。
      我第一次知道有所谓白话文，是从一个来访的亲戚的口中，他很热心地给我教导。那些的、么、呵、呀的东西，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觉得十分好玩，我开始写作起来了，但在农村，很难找到白话文的书籍，我得到的唯一资料是姑姑带给我的几封信，那是正在读大学的姑丈寄回家的，我几乎把它们全部背诵，并且骄傲地背给别人听，以示时髦。幸而那姑丈的文笔却是十分流利的，还带点浪漫的色调。这位姑丈，是我年青时代长期崇拜的偶像。不过，我直到入大学以前，在学校里的课文作业还是以文言文为主。
      这里，我还得补上一笔：当我十岁左右，母亲又一次长期离家，到远隔家乡的潮汕地区去追随父亲。那时候我父亲到那一带的海关卡口任所谓海关委员。母亲之所以捨我们远行，是怀有苦心的；父亲只客他乡，很少过问家庭，母亲独主家计，艰难度日，又因寡妇孤儿，有时还会受到伯父们的欺凌。有一次我就亲眼看到她挑着谷子，红着眼睛，不胜委屈，使我的心头也十分难过。
      但我看着母亲起程而去时，我立即感到我们这几个小兄弟妲妹又将变成无去的孤儿。我们知道她是远涉重洋，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再回来呢？或者是我们将永远失却了她呢？孩子的心实在很难经受得了这种恐怖的袭击。
      她把我和妲弟二人交给那个牙齿全部脱落的外祖母。每到节日，和我的堂兄弟们相比，我明显地觉得自己家世的冷落。幸而事隔两年，母亲终于回来了，而且带回了一个雏生的弟弟，真使我们喜出望外了。
      我一生中情感和意志都那么薄弱，如此多愁善感；稍长以后，又有着那么严重的神经质，是不是多少由于幼小的心灵经不起那样的创伤--两次经受父母的弃置，而自己又意识到身世的不幸呢？世间的父母呵，你们千万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天职，要为新生的幼苗多想一点！婴儿靠母亲的乳汁哺育成长，而孩子的心灵还要靠着母亲的培育才能健壮起来呵！

      我14岁离家到城里入高等小学（即五六年级）。
      那是大雨滂沱的一天，塾师带着我冒雨步行到离家52华里的县城投考小学，这在人生中算是一件大事。我儿时虽曾随伯父在城里住过两年，可是城里的生活已风景依稀。现今旧地重游，一切都是富有迷人的吸引力。投考需要照相，照相这件小事，也是一种文明生活的标志。街上随处摆卖的各色水果，那是在农村中无法尝受到的。
      进入考场那天，我注意到那年青的校长和其他老师的衣冠、仪态，都和我的塾师大大不同。我特别注意到那举止洒落的校长，走到我的旁边看了我的作文稿后，回到讲壇前就望着我对其他老师说了些什么，跟着他们都先后到我这里来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胜利的象征，过两天出榜，我果然名列第一。我觉得我这由农村出来的小子，突然成了"天之骄子"了。
      加之我在考生中年纪最小，又长得漂致，一到学校，就见宠于师长，我不觉飘飘然了。那时学校的风气，像欧美的学府一样，老学生似乎理所当然地高人一等，可以欺侮新生，后者在前者面前必须毕恭毕敬，而我却被那些身体魁梧的"老大哥"们当作娇小玲珑的小弟了。加以我烂熟三国演义，又可以夸夸其谈。我入学之初，简直得天独厚了。
      我既然名列第一，似乎理应是一班之长，但可能因为我年纪太少，不足以当此重任，由学校指定了另外一个。我心怀不满，居然借故质问校长。从长者的眼光看来，这本不算什么。但有一次，我在上课时写了一张纸条臭骂另一个同学，那同学的作文在班里经常可以和我一比高低；他本来对我成见在胸，这一回抓住我的纸条向学校当局报告，我竟因此而被记了"小过"；那贴出处分布告时的一记钟声，至今犹铿然在耳，这对我是一次突来的猛击呵。自此我开始抬不起头了。再则我儿时有偷窃之习，一时之贪，又偷了一个同学一把堑刀（用以雕刻的），被揭发了，那"小偷"之名是多么的不光彩！何况我入学后并不热心向学；我感到那些课程，大都引不起我的兴趣，主要是为了应付考试。因此我两次期考成绩都是名列中等，我初入学时的那种锋芒逐渐褪色了。
      这种"江河日下"的遭遇，更使我怀念故乡，思家情切。我家里的玩伴--堂兄弟们，自我外出从学后也感觉没有我在他们的生活就索然寡味了。我对他们亦一往情深；我每次由城回家，都尽量带些乡村无法买到的果食和玩具。有一次我曾精心准备了丰富的食物，把兄弟们聚在一起，佯作"设宴"为乐，这使我们终身难忘。和在家之日相较，学校的环境，对我真是未免越益冷酷了。
      我自离家之日起，本就感到不能没有家庭的温暖，现在学校于我冷若冷霜，只好借故逃学了。学生们为要回家取款，每隔一两月，总有理由请假一次，而我一回去，就要流连忘返，明知抛荒学业，有所不安，也情不自禁了。终于第三个学期我因旷课太多，被"扣考"（不准考试）而勒令退学了。但我长期不敢告诉家人，直至学校食堂派人到我家索取膳费时，母亲才得悉真情。我白白浪费了母亲艰难筹措的金钱，是无可宽恕的。我不爱惜自己的前途，这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
      这里，我还要对一件事进行忏悔：大概是所谓"双十节"的前夕，同学们正忙着筹备次日的庆祝游行，我却被两个流氓成性的同学诱到一家商店进行赌博。他们显然是对我布下了骗局，一夜之间，我输了十多元钱，当然只是记账的。我这个可怜的失足的弱者，真是千古留恨，我对那两个强盗长期负担着沉重的赌债。呵，为了赌博，已经一夜没有睡，而一夕之间自己忽然变成了含冤莫白的受害者和罪人，我怎么对得起我的亲人呵！第二天我虽同样置身于那游行庆祝的行列，可是那节日的号鼓之声，对我简直心如刀割。我觉得自己应该受到应得的惩罚，只是觉得良心发现后，我实在对不起老师和母亲。节日的天堂，对我只是沉重的阴云和晦暗，痛哭还在后头呵！
      每当我回家向母亲要钱时，就想到母亲这些血汗换来的钱，这些白幌幌的银元，总得有一部分要送到那两个强盗的口袋。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一回到学校，他们就立即到来要挟了。这样的痛苦经历不是一次，而是经过半年之久。
      我又怎么对得起我的哥哥呵！他因宣传抗日，由省里回到县城，临走时他留给我几个特别光亮的白银，可也被强盗掠走了一半以上。我不是怜惜那几个白银，而是怜惜我哥哥的深情。
      然而，我的赌债还没有还清，最后，强盗把我的毛毯也拿走了。我应该受到的惩罚，到此才算结束。现在我想，我倒应该感谢那两个强盗。如果我没有他们狠狠的惩罚，怎么能够受到终身难忘的教育呢？是上帝委托他们对我进行惩罚，这是公正的，我只应该感谢上帝，我再没有理由为自己的罪恶辩护。

二、初到广州
1932年暑天，我父亲由广州回到老家一次，他此行的目的是卖地筹款，那时他正在广州失业。在我们兄弟心目中，父亲简直象是个客人；他经常外出，而且早已纳妾成家，我母亲处于被遗弃境地，他对我们不过剩下一些本能的所谓“骨肉之情”而已。
母亲自年青时期就处于被弃的凄景，满怀悲凉，而且还要挑起抚育几个儿女的担子，而家产微薄，不足以维持生计。父亲有工作和收入的时候，也不大把我们放在心里；如果他偶然寄些钱回家，也是出于母亲多次的催促；一旦失业，又想到家里的一些祖产来了。所以后来我认识到：母亲之所以多次抛下我们外出随父，实出于满怀苦衷，并非赋性溃薄。我母亲实在是个心地极端善良、深厚而又感情率真的农村妇女，而且许多事实说明，她不愧一个伟大的母亲。
我那时弃学在家，中心负咎，又值父亲归来，正苦于无地自容，不料父亲好象有意为我开脱，开口就说：“小学不毕业没有关系，可以伪造一张毕业证书报考初中嘛。”这使我顾虑顿消，觉得父亲的心不特十分仁慈，而且有意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家庭气氛，把小事化为没事。这的确是父亲的一个优点，他懂得体贴孩子的心。我认为作父母，在有关孩子的品质和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应该严格要求，但对一般问题或一些儿童难免的缺点，却可以宽假。而当孩子自知犯了错误而又心事沉重的时候，长者也应加以体恤，使他在困难中可以看到光明的前途，不至于一蹶不振。我父亲是个软心和乐观主义的人，尽管他由于追求个人享乐，经常放弃了父亲的职责，但他终究是个好心肠的人。
他对待朋友也一任真情，毫不吝啬，因此在他一生中也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象他那样一个长期在官场中生活的人，能够保持着这样一种人的真性，倒也是不可多得的。
但一个沉于逸乐的人，在社会上不可能成为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生活道路中解决不了实际困难的时候，他只有沉于空想，得过且过，甚至听天由命。我父亲的这种缺点和对人一任真情的性格，在我自己的身上都有很大的反映。这是一种感染呢还是一种遗传，我很难加以判断，但事实上却是这样。
父亲为了顺适母亲的心愿，使她同意他变卖田产，一开始就答应带我到广州读书，虽然在经济上将来怎样维持并没有落实。这一决定，无疑是关系到我的命运的。比我小三岁的弟弟便没有这种好运气。因为照父亲的说法，我的思考力比较好，他认为较有培养前途。
从前我所见过的最大世面，不过是个小小的县城。现在，跟着父亲由化州沿鑑江顺流而下夜里搭船到梅录市，已是另有一番风味；到了那个省内的中等城市，觉得那里街道的整齐和商店的场面，又耳目一新了。船上的水声和同舱里的那些人，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的旅馆，觉得吃的和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似身临仙境，所谓现代“文明”对我开始发生了莫大的魔力。原来不过一个中小城市和一片荒凉的农村，就有了这么大的差别呵。在旅店里听到地道的广州腔调的女人声音，也使我为之神往；我当时还未意识到这些都是操着某种生涯的下流女人。更没有意识到社会的文明也和社会的腐化结合得如此紧密。
由水东搭往广州的火船，大得象一间屋子，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其实这样的船，早已被历史扫进了垃圾堆，但对这个初见世面的农村孩子来说，却颇像个“宇宙飞船”；当我在船上入睡的时候，梦境中仿佛觉得自己是在太空中摇晃，它正在把我载到一个更美妙的广阔天地去，那里叫做广州，虽然哥哥曾给我大概描绘过广州到底有多大，但我仍极难想象。
广州，就在眼前了。搭客们在快要到岸的前一个钟头，都穿好了衣服，凭栏远眺，大城市的种种风光，渐入眼帘，我第一次见到电灯了；电话线我是见过的，但没有眼前看到的这么粗大和交错如织。那些水乡泽国上面的是建筑物，据说不过是大都市的前景，而更壮伟的东西还在后头。
人如果能够长留于孩子一样的无知，对这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一定是十分留恋。可是一接触到它的内幕，你就会立即感到在这世界中有幸与不幸，有天堂也有地狱。如果你缺少了钱，那里的一切都并不是属于你自己的。
我哥哥那一年正从中山大学预科毕业，本可以直升大学。但使我觉得有些奇怪：当他来到财厅前的一家酒店看望我们时，神情并不显得高兴。他好象对父亲有些埋怨，认为他不该在经济问题上如此鲁莽。多么奇怪呵，儿子反而年少老成，父亲却一任情感；对于儿子提出的问题，只能支吾以答。父亲和哥哥这两种不同的个性和表现，常常现出了错位的父子的关系，未免有点滑稽。
到底哥哥是比较理智的；为着解决实际问题，他宁愿牺牲自己，决定暂且停学一年，找工作以支持家庭困难。在事实面前，父亲是不得不同意的。恰有世交陈某在信宜县任某中学校长，在暑期中正到广州来招聘教师。对英、数、理、化无所不能的哥哥就决定跟他到那里任教一年。
哥哥和我在广州相聚不到一个月，就负笈远行了。在我心目中，哥哥才是我真正的保护人，父亲不过象个亲戚，我在他身上得不到多少的温暖。他的家就是庶母的家，我住在那里恍若寄人篱下。庶母是个孜孜为利而又尖酸刻薄的女市民，对我谈不到任何情感；弟妹们却把我这个“乡下仔”当作取笑的对象。我很快就感到天涯沧落的滋味了。初到广州那种天堂似的幻影，很快消失在现实生活的深海中。我本来就有点神经质，现今因为只能常用幻想去代替现实，这种病态就日益加深了。我还要经常看庶母的眼色过活，如果能够不受叱责，就算比较安宁了。我觉得人世间的一切欢乐都不会有我的份儿。在他们的戚辈面前，我不免“自惭形秽”。这样的日子，虽不过半年，我已养成了严重的自卑心。我很快又转而热烈的怀念我的故乡。原来天堂和地狱，要决定于一个人的具体环境，并不取决那个世界的表面繁荣。

我照着父亲的主意，伪造了一张小学毕业证件，以报考初中，果然通行无阻。但考了几间公立中学，都是名落孙山，终于幸运地考上了广州比较著名的知用中学。这学校的教师似乎都经过比较严格的选择，学习条件较好。我在家庭生活上既已毫无寄托，只好把全部精神放在书本上。看来我这一年是颇有收获的，因为第二年我竟然能够战胜了几百个竞争者，通过转学考试，进入了广雅中学初中二年级。自此我开始过着两年的寄宿生活。
广雅中学是由广州著名的广雅书院变来的，由清末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校里的小山上刻有张之洞的石象。梁漱溟先生曾任广雅中学校长，据说广雅那一套特别的寄宿和学习制度是由他一手指定而成为传统的——例如每天“朝会”和早操，每天写日记，每周做木工一个下午等等。两年的寄宿生活，虽并不合我的口胃，但对我也有些好处：天天早操锻炼了我的身体，每天日记训练了我的文字。特别是学校里每周出一次校刊，选登学生较好的日记，班主任负责选稿，他认为较好的那一篇，就在你的日记本下面写着“抄此交来”，这对同学们是个很大的鼓舞。我记得我被选登的第一篇，叫《读书方法》，那是我读了朱光潜的《给青年12封信》后写的读书心得。以后我还读了朱光潜的《谈美》，这些书对我都有相当影响。我后来在北京大学认识了朱先生，还觉得特别亲切，他是那么蔼然可亲，原来是个著名的英语教授，可是头发已经全白了。可惜相见匆匆，我未获和他详谈。
我继续把空虚的心灵寄托在书本上，我开始读些现代小说，但我更爱古诗、古文。我曾经用过几部手抄本，把我心爱的古文，用毛笔精心地把它抄下，并用较小的字写上注释。唐诗我虽不大理解，也背诵了多篇。历史老师周启撰先生，口齿伶俐，善于启发；我最爱上他的课；一想到那一天有历史课我就高兴了；他在课堂写的笔记，我都爱如珍宝，把它工整地抄下来。这使我想到一位好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人在寂寞中精神如果有所寄托，就不特不会寂寞，而且还会争取每一刻的空暇时间，做自己心爱的事，从中得到一些幽远的遐想和趣味。生活是可以创造的。浪费青春却是莫大的损失。
我的性格本来就是十分内向的，自到广州以后，由于环境不如人意，更流于孤僻。在广雅，本来运动的环境很好，但我除了打乒乓球而外，一无所爱，和许多爱动的同学格格不入，我显得有点年少老成了。
环境使我自感身世孤零，转而怀念故乡，思家情切；我从古诗中读到游子思亲之句，觉得特别贴心，因而我曾一度十分向往陶渊明——“归去来兮”呵。这是多么的动人心曲！我这个十六、七的孩子，竟想学弃官归里的陶令。文学的魔力竟是如此感人之深。
我虽不很爱读地理，但地图却经常使我沉醉；因为我想知道我的家乡到底在那个角落，我借此神游故国，想念我的乡亲和阔别的兄弟。人们说：“男儿志在远方”，我却因为身在远方，反而“志在”家园了。我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游我的家乡。或者置身于一个“桃花源”式的小天地去。其实这完全是青年人的幻想。

在我的孤僻生活中，也有几个气味相投的朋友，其中最难忘的一个叫蔡念祖；他比我还小两三岁，声音还是孩子的声音，给人打电话，对方常把他当作女郎。它的聪明伶俐，美貌而又多情特别吸引着我。他又是城市长大的富家子弟，衣着比我好许多，我深以得此友伴为幸。他虽举止温文，却也十分害羞和多愁善感，自称性情“内向”，这却和我相同。他说他的母亲早逝，早年丧失母亲，年青的继母却对他假心假意，这是他易于伤感的原因。他读的现代小说很多，什么巴金、矛盾、冰心等名字，我都是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的。他总觉得我的思想比较陈旧，和我常有争论，但却对我一往情深。
人间果有所谓“同性爱”么？我有点怀疑。但我自问我对他的确达到依恋的程度了。有一个下午，他忽然告诉我校医要他回家去养病，我立即觉得若有所失，惶惶不安，不知道他离开我这些日子怎么度过。但我认为我对他的依恋，正因为他那女儿性格，并不是什么同性爱造成的。
我想顺便的提一下：我从小学到中学相好的几个同学都是聪明伶俐的美男子，在小学的那个叫冯贵隆，到现在他虽饱历沧桑，差不多60岁的人了，看上去还是十分年青。在中学的有两个，一叫赵光国，一叫程达群，都是当时同学中最年青的佼佼者。聪明漂致，是我青年时代有意无意的交友标准。
广雅中学地处西郊，附近有许多可供散步的地方。广雅的校园也比较宽阔，特别是濂溪馆（即广雅图书馆）和张之洞像一带绿叶成荫，湖水长满莲叶。每天傍晚和一二知己到那里散步，成为我的一种乐趣。
广雅的泳池是全市闻名的，有时还有水球比赛。我对各种球赛还十分欣赏，但对游泳始终不感兴趣。
大概因为“内向”之故，我自中学时代开始，就较多地过着内心世界的生活。那时我读一些所谓青年修养的书，是当真地要从那里得到一些“修养”之道。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意志薄弱，缺少勇气，我多么羡慕一个落落大方而不为私心杂念所苦恼的人呵！我很想找寻到一种医治我这种病态的良方。我读梁启超教人要善于“养勇”之篇，无限激动；我想到自己缺的正是勇气，一个怯懦自卑、畏首畏尾的人还不如一个凡夫俗子，多么耻辱。可是要战胜这种可悲的心理状态，又似极不容易。自己思想上的敌人，竟是那么顽强。我反复思虑，自我分析，到处“借兵”，总想驱除这内心的大敌，可是还是觉得效果很微，我简直觉得不能忍耐了。噢，“知耻近乎勇”——这句老话，似乎是以增添我的力量。但它亦不过只能鼓起自己的勇气于一时，并非根本办法。我又读到孟子的“养气”篇，他说要“善养吾浩然之气”，使它“无塞乎天地之间”，这种“浩然之气”又是“至大至刚”的。多么引人呵！可是具体做起来又从哪里入手，还是个摸不清的问题。最后我想到这一定要从尊重自己开始，绝对不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进而克服一切自己的私心杂念，那末，久而久之，就可以“得大无畏兮自在游行”，那就差不多可以成为孟子所谓“大丈夫”了。因此我克服了儿时偷窃那一类的不良习惯。
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竟然那么当真地进行自我的思想斗争，从事“闭门修养”，多么可笑呵！然而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思想有病时，难道不应该积极求医吗？求医的过程中走了一些弯路，也是难怪的。这总算是驱使我积极向上的一种力量，并迫使我进行思考。我后来的哲学兴趣恐怕也和这种思想磨炼有关。现在，我想，如果我处境一帆风顺，根本没有发生这种思想问题，我也不会自我探索，想出了这一大堆的问题来。生活中的不幸境遇对人未尝没有一点好处。

1934年夏天，就是我读完了初中二年级的那个暑期，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得以回到家乡度假。这是个不平常的假期呵，我开始踏上另一种生活的途程。
人到底是社会的动物；城乡的差别还鲜明地反映到人的意识形体上来。从大都市回来的人处处显得高人一等，到处受到乡曲故旧的尊敬。说也奇怪，我在广州之日是那样的怯懦自卑，但一旦回到乡里竟然一变而为风流倜傥，我觉得自己也难以理解了。
我在县城小学时有个同学叫陈德保，是越南的归侨，一家住在城里。我们离开后互通音问，因为知交。我今一旦旧地重游就受到他一家的热烈接待。他有个妹妹叫陈华娇，正当及筶之年，对我竟一见倾心，我也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坠入情网”了。因而我长期思乡之情，很快就被这样一种新的感情所代替。我迢迢千里回到故乡，初意本在急于一见家人和阔别的乡亲。不料这个新的遭遇，使我一点不急了，我在县城痛快地玩上几天，才姗姗来迟地回到老家去。
广雅中学是没有女生的，人称“和尚学校”，同学们每次见到女的，就大惊小怪，叫哴起来：“看风景呀”。在这样的学校里生活，很容易感到女性的神秘。现今我看到华娇那种天堂似的少女的表情，简直觉得自己是在梦中了。
她住在城里的女子小学，而中学的十多个女生，也住在那里，但暑假留校的只有五、六个。白天，她领着我和她的两个兄弟到女小去打乒乓球，这种玩儿在化州还是十分时髦和新鲜的，我仅有的一点球术现在可以大显身手了。在那些初学打球的女生面前；我竟然变成“不可一世”，我又是从广州回来的，更受另眼相看，一连几天，我在那里仿佛成了天之骄子；他们尽情把热情和天赋的女性温柔向我倾泻，使我飘飘然了。我这个在女性面前本来十分羞怯的人，现在竟一变而为十分潇洒，我的老同学还说：我有“外交家”的风度。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和信心。我在城里遍访旧友和老师，借以把我踌躇满意的才情尽量发挥。哈，我在一日之间竟变成另一个人了。人的心理状态是多么的难以捉摸，莫非“存在决定意识”？
我有点怀疑自己有着所谓“双重人格”，并不是说，我有意虚伪，我怀疑这是一种社会意识在我身上的反映：我如果能够第一次给人以好印象，以后在那个人面前都会挥洒自如地发挥我的优点，反之就完全两样了。所以有人觉得我十分聪明活泼，另一些人又觉得我十分迟钝；有些朋友又可能觉得我前后两样。这到底算不算“双重人格”呢？我不知道，但在心理学上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从这方面也使我意识到自己未能免俗，我在社会上未能做到“不卑不亢”，独往独来，这总应该算是一种缺点；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经常受到社会制约，就不能说是一个白璧无瑕的纯真的人了。也许可以说是这个等级社会给人造成的精神负担，但你不能摆脱这种负担，就算不得“超脱”和逍遥自在了。

我又回到阔别两年的故乡了。故乡的山水树林依然是那么可爱。我的少年玩伴对我更加热情，我还如旧日一样和兄弟们一起放风筝，玩我旧日爱玩的玩儿，乡亲说我稚气未改。但自己感到我的心被一种新的什么东西占领了。华娇的影子常在我的脑际浮现——她本来出生海外，而命运之神却把她送回祖国；这女孩子的来踪去迹，步步脚印，在我的想象中活活如生。呵，她终于走到那个地方和我相逢。在这茫茫人海中两颗微尘能并在一起是多么的不容易呵，这是所谓缘分吗？我从文学中看到“相思”这个动人的词，莫非我现在的心境也正在发生这种思情吗？她会不会也正在想着我呢？我大致是可以肯定的。那么，我现在踏上一种新的人生境界了。小说上描写的那种引人入胜的生活摆在我的面前了。大自然是多么的奥妙呵！她赋予人类——不，应该说有生之灵——以一种所谓爱情，而这种东西还会占领人的整个灵魂，生活是多么可爱呵！我不禁要跪下来，感谢大自然的恩赐！
果然，我第二次进城，情景就更加热烈了，她的家人显然看中了我。夜里，她的母亲竟然特地邀我到她女儿的卧室，想和我谈些什么。但我意识到，她想要谈的东西一定要使我这17岁的孩子害臊，我只能竭力逃避。但从此，我可以随意地进入华娇的房间了。可是，要踏入那个房门，还须鼓足极大的勇气，我只进去过几次；因为时日无多，如果我临别之前不尝试一下小说中描写那种所谓亲吻的滋味，那我将来还会后悔而且恐怕辜负了小姑娘的心呢。情窦初开的少女一切是那么天真，完全没有稍经世故的成年人那种娇扭作态。谁知道，我们这一段的相逢，对她的一生占有那么重大的位置呵！
她的家人也许比较轻率从事，连我清早起来，她家的女佣把手巾和牙刷给我时，都没有忘记说：这是华娇的。其实，我这个正在读初中的17岁孩子，怎么能够主宰自己一生的大事呢？人生的悲剧，往往就会这样伏根。
一个多月的暑期很快过去了。我带着沉重的离愁离开了橘州（化州的美称）。鑑江，还是我两年前初来广州时那条鑑江，我依然是乘夜船从化州到梅录，可是前后的心境是多么的不同哩！我一路上都是被难堪的离愁别恨占领；我读着我老师给我写在扇上的几句诗：“……一宛江气如人冷，竞夕秋心与影谋。知是明朝若将息，海天辽阁有归舟。“船舱真是“冷”得要命呵！我何日才得再乘“归舟”回到我这个初恋的少女身旁？
这番重返广州，依然过着广雅的寄宿生活，可是心境大不如前了。
那是中秋节的夜晚——人间团圆之夕，同学们都回家去了，我却留在学校；在月光入水的照临下，我望月思人，执笔给华娇第一次写信。虽说“望美人兮天一方”，我们早已心连心了，她很快就给我回信，我还记得几句：“中秋佳节，桂影扶疏，难免触动了他乡的游子，何况你是个多情博学之士呢”。

我快要初中毕业的那个学期，一天下午忽然接到我哥哥打来的电话。原来母亲带着弟弟从家乡来了，住在德政路一个小旅店里。天涯重聚，本该是十分快乐，但哥哥却忧形于色。金钱竟有着那么大的威力，它可以支配人间的苦乐和家庭的聚散。
我父亲那时又找到工作了，是在粤北的南雄广东省银行分行任职。母亲在乡间艰难度日，父亲很少垂顾，她又只好跋涉千里，跟寻父亲来了。她花了多少气力才筹到一百元的旅费，不料善心的她在途中就被人“借”去了一半以上，一到广州就所余无几了，生活的担子自然又落到正在读书（中山大学）的哥哥身上。为了打发母弟继续前往南雄，哥哥还得向戚友借贷。这样的“团聚”有什么欢乐可言呢？
幸而五、六岁的小弟弟，还不知道人间疾苦，他一样是那么天真可爱，他的话儿增加我们不少乐趣——例如他问道：人生了胡子以后还会不会写字呢？我带他玩上两天，他就缠着哥哥不放了。
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一次的别离！到南雄去的北上列车，是从广九东站出发的，到西村的广雅中学，却有第一个停站，我在那天早上就和母亲一起上车，顺便送行。一个站只须走十来分钟；那十来分钟的隆隆车声，真使我心如针刺，必须准备摆脱小弟弟的痴缠。他又是那么灵，一看到我要下车就大哭起来了，我是听着他凄厉的哭声而被迫告别的，怎能不涕泪纵横呢？弟弟呵，你什么时候再回到我的怀抱？母亲呵，你怎么来去匆匆？冷酷的现实并不吝惜人类的天性，它那管人心碎！可怜的弟弟呀，你那懂得这些！
世间有很多出人意料的事：仅隔十多天，母亲又带着弟弟回来了，无知的弟弟热泪盈腔地扑向哥哥，同时我却看到妈妈的额上被包扎着；原来母弟险些送命了，南回的途中出了车祸，妈妈不特受了伤，而且丢失了带回的钱。大难又一次落到哥哥的身上。为什么母亲又要回来呢？原来父亲在那里又有了新欢，当然不愿意背上新的包袱，他只答应母亲每月给她多少生活费，便打发她回头，让他们卜居广州。此后两三年间，我们母子兄弟总算又在广州团聚了，但每月仅靠父亲施舍的一点钱，不过聊以延续生命而已。
我们终于在越秀山脚下的一条里弄（叫成兴里）找到一个破旧的地方，一住就是二三年。中国人民的忍受力是很大的，人总有办法生活下去；借贷，记账买米，对我母亲已是习以为常。交学费，一次就是四、五十元，怎么办呢？也有一些同乡向我们伸出了同情之手。二三年不是同样过去了吗？艰难的日子回忆起来也有滋味，人到处可以交上朋友。我倒还很留恋那个地方，曾寻找过那条里弄，可是已经“换了人间”，无人知道还有什么成兴里了。但我那旧居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初中毕业后，为了就食家中，节省些费用，我又投考到越秀山麓的市一中（即今市二中）高中了，离家只须走五分钟。这是我到广州读书后的第三个母校。这学校有不少著名的教师，例如所谓数学“四大天皇”之一的刘付初先生对我学平面几何很有帮助；那几个英语教师都是从美回国的。我到高中以后，由于哥哥的帮助替我弄通了语法，对英语逐渐发生兴趣了，我模仿那个英语教师每早高声朗诵，我还开始读一些英汉对照的小说，抄录了一些我心爱的句子。

命运，使我在爱情的道路上多生枝节。我和华娇虽然一往情深，但同屋的那个小女孩——阿娇却近在身边，在某一个春节前夕，我发现她对我默默含情了。
我在初中的密友蔡念祖继续升上广雅高中，成为我经常的来客。他现今长得很高了，声音也不象从前女孩一样了，可是他对我的情感不变。
我清楚记得：那个除夕的傍晚，念祖很早到来了，邀我同游花市，我出门时，阿娇深情目送。我们逛街的途中把我的遭遇和内心的矛盾向念祖倾吐，希望他替我解围，可是他说：他对阿娇只能同情。天空突来一阵细雨，我回到家时，阿娇又深情地问“你被淋雨了吗？”这个晚上，她对我不离左右了，有一种什么力量把我们两个吸着。除夕的睡眠是不受时间制约的，一直到寒宵一二点后，她还在我的房里不走。我问她：为什么你不去休息？她说她要“守年”。她不懂得谈情说爱，我也觉得自己“已有所属”，不该轻率。我终于躺在床上了，她还坐在我书桌前的藤椅上打盹。我依稀入梦，但还记得一个多情的小姑娘还在我的身边。一觉醒来，我还想着她，可是已经人去椅空，我倒有点后悔了。其实人何必多受一些社会成规的束缚呢？顺乎人情，就无所谓不道德，也许还是外国人比较懂得生活。
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忠道于爱，应该对得起远在天涯的华娇。我宁愿把自己的热情灌注到我的好友蔡念祖身上；在寒假中他差不多天天到来，一旦假期将尽，他要准备回校了，我送他走时，不觉若有所失，无限惆怅。好在家里还有个阿娇，她可以填补我的空虚，她一定又在等着我了。总之经过这个春节，我觉得我生活上既不能没有念祖，也不能没有阿娇了。人似乎总得要和另一个人的心灵共同跳动，然后生活才不会空虚，这叫友情也好，爱情也好，没有它就难以生活。
母亲对我们的关系，看在眼里，觉得不大对劲，出面干涉了：已是夜里十一、二点，母亲睡在她的房间里，还听到我们的声音，她沉不住气了，忽然厉声地说：“每晚都是这样，直到深夜，打扰人家的功课。就要开学了，不要做功课吗？”母亲是不够公平的，她不责备自己的儿子却责怪人家的女儿，这是也许因为阿娇还是个孩子，我却比较大了，要照顾我的面子。母亲的话语有如一响惊雷，打破了我们春节以来的生活韵律。阿娇却显得有些老练，她不是闻声而走，而是凝神了一会，才悄悄的退出。面子对她似乎还不很重要，她于此只是稍稍回避，仍然一任真性。她的父母似乎全不在乎，乐于看到我和他的女儿接近。
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总是相伴而至，到头来总是增加人的感情负担。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绪很难平静下来。想到阿娇在我生活的途程中不过是匆匆过客，一别便是尘世茫茫各奔前途了。眼前不过“萍水相逢”，这一相逢却是很不平凡的，它使我朝朝心跳，夜里成梦；清早醒来，我就听到她的声音，她分明还在我的身边，可是有时梦里，却看到十年以后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背着孩子的村妇。人生，就是这样的浮游不定吗？前景的飘忽，使我觉得眼前的现实也变成了虚妄；明明还是朝夕与共，却似相隔天涯。她经常替我洗衣服，甚至为我修理趾甲。我每次出门上学，经常发现她跟在我的后背，虽然我们能够同行的不过就是那条里弄。但这一切，都不过是永远不会结果的花，她不可能开得灿烂，而且终究是昙花一现。为了要留下一点较深刻的痕迹，我不禁要把握现实，紧紧的抱住她，热烈地把她亲吻。

正在那些岁月里，我读沙僧苏曼殊的全集。他那些书札，那些小诗，都象锋锐的利刀一样刺进我的心。特别是那篇哀情的《断鸿零雁记》在我的灵魂深处爆出了强烈的火花。那静子，那雪梅和作者本人的飘零身世使我想到自己和我的有关人物。呵，人生难道就是永难团圆，到处一样吗？是上帝有意为人间制造一些悲剧吗？或者没有悲剧，生活就变得太平凡至少减色了吗？的确，如果人世间的美事，总是那么的一帆风顺，总是那么完美无缺，文学上的光辉异彩就大大失色了。还不是文学家过于好事，故意多生枝节，故作悲欢离合，而是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缺陷，都是完美，完美也不见得有什么可贵了。如果“有情人都成眷属”，这种情就变成了“家常便饭”。大自然并不满足于这个世界那么单调呆板，所以她要制造曲折，让有生之灵把悲欢苦乐尝遍。“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难免余情绕？”这是对人类生活的深刻总结呵！所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活着还要吐丝，人还活着就要用情，蜡烛放光时也要“流泪”，直至“蜡炬成灰”。
佛家想要忘情，想要“摆脱”，想要“看破红尘”，想要“心如止水”，想要“梦里看花”，那是徒劳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更是违反自然的。苏曼殊忍心抛弃了那多情的静子，一走了之，在淋漓大雨中去一吊雪梅的坟墓，然后削发为僧瘦死寺院。用心良苦呵！这种殉情的精神，在道义上是可贵的，可是你为什么又要爱静子呢？为什么又要“始热而终弃”呢？所谓缘分并不是天注的；两颗心灵同时热烈的交感和跳动，就是缘分。人在生活的道路上可以各有各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在这方面可以不必互相非议。但人总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无法逃避大自然自己本有的规律。
但无论我是否同意苏曼殊所走的人生道路，我对这个杰出的天才是谈得上崇拜两个字的，而且他是我有生中第一个崇拜者，至少他的文字处处充满了人味和天才的灵光。
我从国文课本读到徐志摩的《康桥》，心头不自主地荡漾起来，我仿佛感到自己被引进了天籁般的湖光水色中，听天上和人间合唱。我真想要跪下来，投身于人间美景和大自然的怀抱中。我又一次受到文学上的强烈感染。我常听到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这个词，但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但我从这样的文字中直接领略了浪漫主义的真味。我对许多名词的理解，都不是从学者们对那个词所下的定义得来，而是先从直观的体会，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它作出分析。对法国思想家卢梭（Rousseau）的“回到自然”（Return to nature）之说，我也一样——先直观而后理解。
在西洋文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书是卢梭的《忏悔录》，我不隐瞒我直到如今对这个人的崇拜之情。我把这书读过两三遍，我对作者之所以一往情深，首先因为作者年青时代的感情流露就象道出了我自己的心声，我从书中好像看到我自己。他的脉搏跳动使我感到也像自己的脉搏跳动。他从小就如饥如渴地追求生活和人间的温暖，我也一样；他思想早熟，来到青春之年就追求性爱，我也一样。原来他也胆怯和害羞，但有时在情欲的推动下又十分冒险；他又是那样患着深重的神经质，和我一样少年时代就那么的想入非非；他又象我一样常用一些无稽可笑的心理活动去探测自己的命运；他也易于伤感，在乐观中又充满着悲伤的情调；他做错了事也一样在事后受良心的责备；他显然和我一样的温情脉脉，据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情操，与贵族和富家子弟不同，他在家世上大概和我的处境相似，这是同一的“阶级根源”吧。但大多数和我出身相同的人，并不见得这样，可见人的品质还有天赋的差异。哈，连我的许多缺点，他也曾有过：他童年时有偷窃习惯和其他“失足”。如果我相信佛家的“轮回”之说，我真怀疑我自己是这位古人的投胎再世了。

在世界观上，他似乎又和我心心相印。上面提到他主张的“回到自然”，我之所以易于理解，就因为它深得我心。我在他的书中没有看到他在那里特别提出这种学说，我只记得他说过？当我面对着绿水青山，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时，我不禁要跪下来感谢上帝……这就够了呵，这就是他“回到自然”的真意。现在，我试作这样的哲学引申：
你说是“上帝”的精心创作也好，造化的奥妙也好，或者自然界自身具有的规律也好，反正是那么一回事。你总不能否认这世界的完美；她是那样的引人入胜，那样的使你留恋，那样的波澜壮阔，那样的充满活力。大自然不愧为我们最可爱的母亲，而爱情却是她的乳汁；没有这种乳汁，一切生命都将毁灭了，即使不致毁灭，这世界也将变成了沙漠。由于“母亲”的慈爱，她才用她最宝贵的乳汁去赐给我们以生命的润泽。我们这个“母亲”又永远是那样的年青貌美，那么的活泼多情；绿水青山是母亲的衫裙；月白风清，花香鸟语，是母亲的表情；潺潺的溪水，滚滚的奔流是母亲的衣带；银银美景与人间欢乐该是母亲有意给我们的体贴。你是聪明的，为什么不好好投入母亲的怀抱，在母亲的温情脉脉中永远陶醉？
卢梭如果再世，看到我对他的学说的这种解释，会不会首肯呢？我从他的笔下领略到他的心灵跳动，我完全有把握说，他一定会这样想的。
我那个比我小三岁的弟弟鸿毅不久也来广州和我们一起了。他的遭遇比较不幸，长期被安置在乡曲亲戚处寄读，十五、六岁还没有上初中。他初到广州时穿着蓝布长袍，象个老夫子；初出都市的那种寒伧气，经常成为我对他取笑的材料。我准备领他去报名考试时，我有意揶揄他说：如果你穿着你这长袍去，人家一定说你是老头。如果他问你多少岁，你就说三十岁好了。不过他倒也是聪明的，逐渐也学会取笑于我，不久我们就变成经常一起散步的“难兄难弟”了。特别是他摸透了我的心理，我对乡间那几个表妲妹之类的亲戚总是念念不忘，他寄读戚家却有机会常见他她们。他为了投我之所好，经常插叶生枝地为我描述她们的近况。我那时正读过庐隐女士写的《海滨故人》，大受感动，我竞尝试一下学写小说来了；题材就是将弟弟口中描述的那三个乡村女性，模仿《海滨故人》的情节，命名为《礼教的牺牲者》。回想起来，那是十分幼稚的，我自感没有写小说的能力，本不值一读，不过这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学写小说。后来我听说有所谓“崇拜女性”的人，我想自己也具有这种倾向。我要写的那三个女性，其中之一和我仅有一面之缘，但因她的貌美，就使我长期怀念在心，经我弟刻画一番，我产生了“恨不重逢”之感。我学写小说的那么一股劲，完全出于这种心理。
我和弟弟经常散步的那些地方——越秀山麓，登峰路旁，五层楼下，如今依然屹立山上的仲元图书馆，山岗亭台，新修的蜿蜒而上的柏油路……至今还历历在目，可是弟弟早已不在人间了。
1937年七月卢沟桥的炮声响了，弟弟只好跟哥哥回乡就学——那一年哥哥大学毕业，就应了化州中学的聘任。可是我还得留在广州上学。那个盛暑之日，我送弟弟到长堤码头下船回乡，看着他的影子在人丛中消失，我不禁又要热泪汪汪了。

从码头看到那种一片慌张，互相拥挤和争先恐后，争买船票的景象，更容易体察到战争的滋味。我在旅行总是冀有所遇，这次果然是所望不虚。从广州到三埠的拖渡船舱上，与我为邻的是两个青年妇女——一姑一侄，用台山口音，老在对答。原来她两人只取得一个床位，每个床位是仅供一人容身而稍宽的空格；如果不是我对她们给予方便，她们就只能轮流睡觉了。我和她们打话后，主动建议把我和她们两床之间的隔板向我这边稍移，即三人共占两床，这样就大家都可以容身了。她们十分感谢我的慷慨，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在走难中患难相助，很容易成为朋友，我想我又碰上卢梭曾经有过的一些奇迹。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还嫌时间过得太快。临别匆忙之际，那少女拿出她的纪念册，要我提书留念，我这个自作多情的狂生，竟大胆写上“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之句。我想未谙世务一任真性的她只会高兴，可是她那年上30的姑妲一定要嘲笑我了。我沾沾自喜地把这些写在这里，一定会见笑于人，无奈这是我的真流露，我只好听之任之了。


由长沙乘车到阳江，一路上我看到三五成群的背着行装步行的学生们，她们正是和我同级的广州高三学生，正向南路某地集中军事训练。如果我不转学，也要参加这个行列。我素讨厌军事生活，我决心转学，原因之一也是为了逃避军训。这一逃避是对了，他们不特一场奔波，而且在集训期间还都集体参加了什么“三青团”，我却落得个清白。
我旅行的目标本来意在高州，那里的高州中学是男女同学的，使我向往。可是时间已是九月底，我又恐太迟了，额满见遗。因此到阳江中站逗留时，我匆忙地跑到两阳中学（即省二中）试探一下是否可以在这里借读，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于是决心留下，在这个广东的中等城市过了半年的学生生活。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值得人们留恋的地方。阳江还算得是个鱼米之乡，土产颇多，虽然那里的方言是不大悦耳的，妇女普遍戴着的那顶铜盘倒盖一样的装饰帽未免难看。我初到这个地方，深感栢途孤单，遥望云天，我又开始想家了。我特别怀念我那个经常和我一起在越秀山散步的弟弟。一个多月前那些本来也很平凡的家庭生活，此时我也觉得不可复得。无论是怎么样的过去，也多少会令人留恋。我这个充满着人间情调的他乡游子，更易于伤逝。
经济问题，也急于解决。我不能忘记我那好心的正在宦游阳春（阳江邻县）的世伯陈老先生；他接到求援的信后不久，就着人亲自给我送来20元钱。在惠州的父母和在化州的哥哥都怕我飘零无依，不久也给我各寄了钱。因此，我那几个月的客居期间，倒是过着从未有过的富裕生活。

三、抗战风云
    日寇的侵略给我国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整个国家造成了大动荡，给千家万户带来了血泪交织的大乱离。我家就已开始离散了，剩下了母亲、小弟弟和我。大概因为不少广州居民已向农村和港澳疏散，市内空下了不少房子，我家在原来居住的附近找到了一座颇为精致的小洋房，我们迁居了。我很高兴地布置新居。不料刚好就绪，一个早上广州遭受了第一次的敌机轰炸。我们在惊惶失措之余，第二天就举家逃到惠州父亲工作的地方暂避。惠州西湖是广东的名胜，我是第二次重游了；那带着历史故事的“苏堤”和“朝云墓”，那颇有诗意的“红棉水榭”，那游人如唧的“陈炯明墓”，…那轻舟击扬的湖水，还是“风景依稀似往年”，但战后却颇有“山河之异”了。我受卢梭的感染，很想尽情陶醉一下，但想到江山并非我有，无论什么大好风光，总是属于幸运儿的，都只是富贵之家的天堂，对我们这些飘零儿，只能由羡生妒，想到这里，湖光水色就黯然变色了。前次来时，我还希望碰上一些奇迹，这回再不敢多做妄想了。我住了几天，就辞别了暂时留居下来的母、弟，回广州准备转学回乡。
这番归来，变成了孑然一身，我那值得留恋的新居，这时也没有什么用处了。那时广州被笼罩在经常的警报与轰炸的威胁之下，大街人迹稀落，连我校办公的地点都迁到西关的某个地方去了。我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找到那个地方，途中还碰上不止一次的警报。幸而热心职守的那位教务主任关海东先生，还依时到那里办公，我向他取了转学证明，第二天就买舟走上了南行的归程。
我住了五年的广州，再见了。但是否再见有日，或者它将永远沉沧于兽蹄鸟迹之中，谁敢说呢。战争，翻天覆地的战争，把所有人的命运都悬挂在天空中，踏上离乱的征途的人们只得步步打算，还有家乡可归的人似乎是比较幸运，我可算是其中的一个，但一旦辞别了居留多年的大都市，总不能没有些留恋。
从码头看到那种一片慌张，互相拥挤和争先恐后，争买船票的景象，更容易体察到战争的滋味。我在旅行总是冀有所遇，这次果然是所望不虚。从广州到三埠的拖渡船舱上，与我为邻的是两个青年妇女——一姑一侄，用台山口音，老在对答。原来她两人只取得一个床位，每个床位是仅供一人容身而稍宽的空格；如果不是我对她们给予方便，她们就只能轮流睡觉了。我和她们打话后，主动建议把我和她们两床之间的隔板向我这边稍移，即三人共占两床，这样就大家都可以容身了。她们十分感谢我的慷慨，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在走难中患难相助，很容易成为朋友，我想我又碰上卢梭曾经有过的一些奇迹。我们一直谈到深夜，还嫌时间过得太快。临别匆忙之际，那少女拿出她的纪念册，要我提书留念，我这个自作多情的狂生，竟大胆写上“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之句。我想未谙世务一任真性的她只会高兴，可是她那年上30的姑妲一定要嘲笑我了。我沾沾自喜地把这些写在这里，一定会见笑于人，无奈这是我的真流露，我只好听之任之了。

阳江的特产小刀非常精致，那光亮的油漆大小皮由长沙乘车到阳江，一路上我看到三五成群的背着行装步行的学生们，她们正是和我同级的广州高三学生，正向南路某地集中军事训练。如果我不转学，也要参加这个行列。我素讨厌军事生活，我决心转学，原因之一也是为了逃避军训。这一逃避是对了，他们不特一场奔波，而且在集训期间还都集体参加了什么“三青团”，我却落得个清白。
我旅行的目标本来意在高州，那里的高州中学是男女同学的，使我向往。可是时间已是九月底，我又恐太迟了，额满见遗。因此到阳江中站逗留时，我匆忙地跑到两阳中学（即省二中）试探一下是否可以在这里借读，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于是决心留下，在这个广东的中等城市过了半年的学生生活。

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值得人们留恋的地方。阳江还算得是个鱼米之乡，土产颇多，虽然那里的方言是不大悦耳的，妇女普遍戴着的那顶铜盘倒盖一样的装饰帽未免难看。我初到这个地方，深感栢途孤单，遥望云天，我又开始想家了。我特别怀念我那个经常和我一起在越秀山散步的弟弟。一个多月前那些本来也很平凡的家庭生活，此时我也觉得不可复得。无论是怎么样的过去，也多少会令人留恋。我这个充满着人间情调的他乡游子，更易于伤逝。
经济问题，也急于解决。我不能忘记我那好心的正在宦游阳春（阳江邻县）的世伯陈老先生；他接到求援的信后不久，就着人亲自给我送来20元钱。在惠州的父母和在化州的哥哥都怕我飘零无依，不久也给我各寄了钱。因此，我那几个月的客居期间，倒是过着从未有过的富裕生活。箱，尤为可人。我先后买了几件，准备送给我心爱的兄弟和朋友。
我在城里租到一个房间住下，那是专为外地学生而设的。那40来岁的房东还兼办学生伙食，可以按餐计算。我高兴时就到外面一家食店尝尝大虾饭的美味。那儿还有四毛钱一碗的蛇肉、鸡丝混汤，我也尝过一次。
每天早晨，我不怕跑五六华里的路程到郊区的两阳中学上课，早起空气清新，使人朝气蓬勃，富于遐想。我把晨跑当作锻炼身体的好机会。沿途浏览城郊的风光，听林间的蝉声鸟语；那新开的红土公路，使我记忆犹新，那学校附近水果店使我不能忘情。
可是人如果没有一些憧憬和较遥远的希望所寄，也不会得到持久的兴奋和内心的慰藉。那时我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静寂中我把精神寄托在这里。我每早高声朗读，夜里抄录一些我心爱的文章，写抒情日记，后来还大胆的用英语试写，虽很吃力，词汇太少，但一旦发现自己的表达能力和学习上日有进境，我就得到莫大的快慰。我还觉得英语的抒情手法，有时比汉语来得更妙，我细心地摘录那些美妙的文学词句。那个美国留学回国的英语老师，口语伶俐，我十分希望他在课堂上全部用英语讲课。在一次傍晚散步的时候，我大胆的用英语和他对答，他的挥洒自如，仿佛触动了我的灵感，使我觉得自己也突然跃进了一步，象他那样可以畅所欲言了。其实终究是底子所限，很快又自感不足，只好继续努力了。
就在我住的地方不远，有个小小的教堂，那里有个神父（father），我也登门拜访了。我不放过任何机会练习英语对话。我还参加过城里什么星期晚会，学过一些什么英语“赞歌”。我没有宗教信仰，目的纯然为了接触外国人。我不了解这些外国人为什么不远万里，跑到我国这些小城市来，是为了宗教狂热，“传播福音”吗？后来听说他们是另有目的。但宗教，往往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而且常常是先行者，历史还有很多我们预想不到的怪现象。西方文化，如果没有了耶稣基督就不像样子了。
人类，不能没有宗教生活吗？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是不是仅仅因为愚蠢才接受那么无稽的宗教信仰呢？我想是现实生活中不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有时（而且常常）是天空一片黑云，整个时代黯然无光；人们在大地上既看不到希望的闪光，就把希望寄托在幻影里，什么创世主或救世主便乘虚而入，应运而生了。所谓狂热，本身就带着一种“狂”气，那是不好的，不过炽热的情和情感，倒是可贵的。我以为毋宁把难得的热情熔化在生活本身，把献身的精神同人间的魔鬼搏斗，把可贵的青春献给美好的理想。人间本来到处有芳草，乌云到底遮盖不了整个大地，那么，不需要上帝和天堂，人照样可以热情地生活。
我在阳江的那几个月，是比较孤单和寂寞。但寂寞和孤单是对人的深刻考验，看你怎么打发时间——你做时间的主人还是做时间的俘虏。生活是可以创造的，你能利用时间去多做些自己想做的事，读些有益的书，你就可以从中得到寄托，怡然自得，从此你不特可以把寂寞驱散，而且还会感到时间不够用。你一旦发现自己努力并不是浪费，而且学有进境，你又会得到鼓舞，看到远景。人总是看着未来，青年人来日方长，更是这样。青年人应该充满信心和希望，希望能够使人更年轻。它也是创造生活的基本动力。我身居那个小学旅的时候，往往学习和工作到深夜，在宵寒人静中经常享受到一种思潮汹涌而充满着幽思遐想的乐趣。
而且，人到处可以交些朋友，在孤单中更容易尝到友谊的滋味。有时候一个新交的朋友的一席谈话会使你感到浓厚的兴趣，增添你的生活内容。当你发现自己收受到一次新的友谊的萌芽，又会增加你对生命的热爱。
一天，我在学校里看着一份壁报的时候，忽然有人在我背后拍了我一下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我在广雅和市一中两度同学梁平度。他乡遇故知，诚一快事。此人有点怪僻，给人家讲故事时，手舞足蹈，况若演戏；经常成为同学的取笑对象。当年他常和我同念祖在一起，人还是笃实可爱的，今日重逢，倍觉亲切。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个我的小同乡，那同学也热爱英语，对我十分热情，自此我在校中更得到了亲密的伴侣，我不再孤单了。他们都在学校寄读，我为了避免朝夕奔跑，不久也迁回学校居住。学校周围的那些山岗，树林、庙宇，经常印上我们的足迹。友伴，把我后半学期的时间缩短。
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城里的一个电话，原来我母亲又带着小弟从惠州回来了。小弟穿着一件大人的毛线衫，当作大衣，我母亲实不注意孩子的观瞻。他们在旅店仅留一宿，又成别离。可是寒假已经在眼前，重聚有期，也不必那么依恋了。
又是1937年的春节了。战争，使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家乡团聚。因为哥哥参加了工作，他的工资可以养活我们一家七口，光景算是比较往年好了。我们愉快地过了年宵后，举家迁到化州居住。我为了就近入学，又从两阳中学转到化州中学和兄弟一起。
我一来到化中，就得下乡参加抗日宣传一个月；全校师生分头到县里各地，巡回演戏，作为宣传抗日的一种手段。这对青年人本是很惬意的，我们这个队带队的又是我的哥哥。可是我的精神状态却是十分沉闷的；虚荣心往往成为人的烦恼之根：我总觉得我由“市立”、“省立”的学校一旦转到“县立”中学是降低了身份，别人不再对自己那么另眼相看了。现在想来，我实在长期带着浓厚的小市民思想，庸俗不堪，我的苦闷，正所谓“庸人自扰”，应该自食其果。
我们这支宣传队真是“人才济济”，不少杰出的演戏角色，所到之地，受到地方人士和群众的热烈欢迎，甚至设宴招待。农村缺少文娱生活，我们演出的“锣鼓剧”——这种地道的广东戏形式，正合乡人的口味；不特演技突出，还有专业的乐队伴奏，难怪各地乡绅都苦留我们多演几场。合乎群众需要的艺术，的确有莫大的威力。那些把群众当作木头，把艺术当作骗人的工具，因而随意践踏艺术的人，自以为得计，到头来不特自己脱离了群众，而且充分暴露其人间妖孽的鬼蜮和法西斯的丑恶灵魂。他们口头上要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是为他们的篡窃野心服务。这种人虽碎尸万段，亦不足抵偿其压杀艺术罪咎于万一。艺术的内容，必须和广大人民心心相印，其形式为人民群众所喜见乐闻，才是有人民性。法西斯的匪徒，妄图强奸民意，把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政治木偶强加于人民，把艺术变成完全没有人味的东西，把人类生命的气息，都从艺术中廓清。只此一点，就可见那些匪徒的狼心狗肺和我们普通人是多么的不同。匪徒们，你想来一个愚民政策，你想把人民当作嗤嗤者氓，你想错了，其实最愚蠢的还是你们自己，人民群众一旦看穿了你们险恶用心，就将变得更聪明了，你们就正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历代的奴隶主和封建君王那有你们的愚民政策来得这么彻底，这么的麻木不仁，这么的伤天害理？你们一切为我，一切为权，利令智昏，天良丧尽，什么事情也干得出来。
那一个月的演出生活，使我终身难忘。其中还有一段我个人生活史上插曲，不过我无心把它记录下来了。
一个月后，我又回复了正常的学生生活。我自和华娇恋爱以来，变成了县城女学生中无人不知的人物。因此我一来到化中就受人注目。这时华娇已远迁异国，又随父母回越南去了。她去后家遭不幸，她的一个最能干的哥哥因赌场输钱一气之下而自寻短见了，老父积忧成病，亦相继死去，还不到20岁的她现今也要为生活而挣扎了。
我到化中以后，因为情欲昏心，丧失了在阳江时候那股学习的劲头，虽然我那时的居住条件很好；我和弟弟还有另外从广州回来的两个小朋友一起住在“圣殿”（即孔子庙）一个幽静的小阁里，门口是个圆圈，入门是个小庭，沿阶而上四五级，才是我们的住房。这个地方实在使我忆念。可惜我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个环境去多读些书。我还是继续学点英语，礼拜天也常去隔江不远的教堂找那个神父以学讲英语，像在阳江时一样，因此我在同学中名气很大，那些想学英语的人都争着和我接近，我好读文学，以能文著称，同学中的佼佼者不少成了我的朋友。
校里仅有的十多个女学生，很多是华娇的同学，对我早有认识，现今我回到此间，更加引人注目。小城镇的社交未开，基本上还是“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关系越不公开而越容易一触即发。我注意到在每周一次的全校集会上那两个被称为“校花”的女同学经常对我摇送秋波，我曾给其中一个写信却没有发出的胆量，但我深信，一定“箭无虚发”，终于我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一个傍晚，夜幕行将降临，我独个儿从一家缝衣店出来，沿着城里唯一的汽车大道向学校走去，道旁新栽的树正要成荫，我看到暮夜苍茫中前面走着的正是那个姓陈的“校花”。她回头瞥见我阔步而前，显然放慢了步子，两个“灵犀”配合得多么紧密。这个机会断不能放过，我踌躇了一会，终于上前向她打话，并肩而行；路上已经行人稀少，不必顾虑了。她不愧为小城镇中最时髦的女郎，连音调也象是来自广州。我们话里虽是寻常的询问和对答，但完全能够证明了她过去用眼睛来说的话是真诚可靠的。可惜这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太短了。回到学校门前，已听到晚修课的钟声。在农村，这就算不平凡的男女关系了。离校以后，每有机会，她都不放过来看我一次。一年后的一个傍晚，她突然在我家出现；她穿着军装，脱下军帽，然后用多情的口吻对我说：“你认得我吗？”原来她参加了地方组织的抗日军，在行军途中经过化州，查到了我的地址，就赶忙前来看我。我十分珍惜这样的情谊，虽然它不过是一种露水恩情。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中学时代的学生生活就要结束了。我永远忘记不了我们那个毕业宴会。农村的人们把毕业看得那么隆重。每届毕业生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和聚餐。那是一个月光入水的夏夜，我们的宴会就在大操场上举行，高初中的两班毕业生共聚一堂。那篮球场高挂的大光灯，照得周围如同白昼。在那欢乐的时刻，倒可以不羁一点。初中毕业那个比较灵活的女同学在这一场合里特别活跃，但我也可以看出她的“醉中之意”。她起初似乎出于礼貌来我席“敬酒”，再次却要单独和我干杯。我本来还有点局促，但受宠之余，却乘兴而起，加上微微的酒意，我忽觉得自己也满怀激情，挥洒自如。在理我就应该向她“回敬一杯”，而她却揪住不放，一连相倾五杯。此际神魂飘飘，什么人间的忌讳都置之脑后了。平时的腼腆一扫而光。
人生最难得的是“精神自由”，诗人所谓“陶然忘机”正是我那时感到的思想境界，酒的确有点作用，因为它可以让人暂时一扫现实生活的各种私心杂念，使一个未能做到逍遥的人暂且相对“逍遥”（不是真正的逍遥）。而我那时的精神状态毋宁说是在洋洋自得中，被注射了生命的光与热因而暂得奔放，酒意不过是一种触媒剂。
女性的风韵常常在交际的场所中起支配作用；由于她的左右逢迎，奔腾驰骋，唤起了满场欢乐，整个会场的气氛高涨起来。虽已酒尽人散，杯盘狼藉，果腹（饱食）者已经扬长而去，而一部分“好事之徒”，还余兴未尽，恋栈不舍，最后她举杯高吟，“劝君再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补上一句，“明日隔山狱，世事两茫茫。”其实其余的人都是“陪人每饮无情酒”，真正的两个主角，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且借此倾泻其潜藏已久的相慕之情，爆炸其蕴蓄的青春的生命的火焰。这个宴会好象为我们两人的定情而设。
最后，她要求我在她的纪念册上题辞留念，我大胆写上了深情脉脉的话。时间已到宵寒夜寂，月光却还洒满庭阶。女生宿舍这个“禁地”，平时有谁敢去？今夕却是例外，我有理由要把纪念册送还给她，便无所顾忌了。当然我不会忘记带上我的纪念册也要她“临别留言”。
一觉醒来，已是翌日清晨，她着人送回了我的手册，赫然夹着她的清丽倩影。这以后我们就一直书信往还，县里的人很多认为我们是一对了。她在我的生命史中代替了华娇的地位，虽然前景并不是那么愉快的。
我在化州半年的“客串”（学习）生活就这样结束。我回家稍事逗留，就要为前途奔走，远适梧州投考大学了。
自抗战失利，国内大都市先后失陷了，广州虽然还没失陷，却经常处在受轰炸威胁的恐怖声中，内地的中等城市逐渐显得重要，过去不过是两广地区的商业城市梧州，现在成为大学招生的一个点。
这是我第一次涉足他省。由化州北上入桂，要先步行到粤、桂交界的石角镇，我在那里的一个小学借宿一夜，才乘车直奔桂境，公路狭小迂回，转弯之处，对开两车很易相碰失事。梧州是个水都，我们入境之初泛滥始消，但对我这些久居乡僻的来客，却不失都市风味。旅店相当大观，电灯的光辉令人畅怀。每个城市都有可爱的地方，梧州地当粤桂水陆交通要冲，两广货物集散之地，而物价尚属低廉，那里的桂币每二元相当国币一元。我后来还再到过一次这个城市，它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要投考的是中央政治大学，幸而没有如愿以偿，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国民党培养政治骨干的党校；校长却是蒋介石自己。
我要感谢曾如埠先生（现任广东师范学院数学系主任），他招待我在勷勤大学的学生宿舍住了几天，他告诉我那年参加全国大学联合招生的“西南联大”就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著名大学合成，并说校中名流很多，鼓舞我报名投考，我后来终于以这校为第一志愿。偶然的机缘对人的一生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梧州沿西江而下，我又奔向别来一年的广州了。广州依然是那老样子，但已现出了战时的冷落。为了逃避警报，大学考试在夜里举行，我的考场就在中大旧址的两操场。第一科的作文题叫“师克在和”，这个出于《左传》的句子，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又不会解题又要作文章，我只得运用我的哲学思考，把“和”字当作矛盾统一的事物发展过程，大吹一番了。我是投考文科的，这是决定命运的主科，我想如果那评卷的教授斤斤计较于是否对题，他尽可以在我的试卷打个交叉，我就完全没有希望了。其余各科，我只有英语较好，什么史地、生物也多是胡诌，而结果竟为著名大学所选上，我不能不感谢那评卷的语文老师，他一定对我的独立思考另眼相看。
考试过后，在石牌中大小住，我又一次到惠州父亲那里去以等待出榜。可是，一个月过去，还是音息杳然。那个期间，我只是天天盘算着我的考卷可能得的分数以占卜自己的命运。后期还差不多每晚到东站去，等待可能榜示的当天报纸，什么西湖的风光对我是多余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遇上一个难得的同考友伴；他的哥哥在惠州工作，他和我一样也是到那里等待出榜。此兄很是风趣，人又敦笃，与我日则联裤，夜则同枕，使我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不那么难过，人在孤独中特别觉得朋友的可贵。

1938年十月南海风云突变，日寇把魔掌伸到广州了，惠州海岸，正首当其冲。战乱常常使人意料不到，这大概是侵略者的突然袭击。
一天早上，突然天空敌机满布，队队交替，来往频仍，而昨天却还是十分安静。这是突变的预兆，但我们一时还未意识到这是大难临头。当时只要飞贼顺手扳机，炸弹倾泻而下，这个小城市的居民就可能大都葬身于顷刻之间。但说也奇怪，整天就只有几乎来去不停的敌机，只在中午放了几颗炸弹。但那已经够恐怖了。
风声越来越紧，人道敌寇已在惠州境内的淡水沿海登陆。到了黑夜，几乎每半小时就有一次更加恐怖的消息。原来机关衙门都已采取了紧急措施，作了搬迁逃命之计。有人说，明天惠州就可能成为瓦砾，这是敌军占领前的常态，事实正是这样。
但大多数的市民在那一次的突来恐怖中只顾逃命，来不及作好搬家逃难的准备。到了夜里，我的家人——庶母和弟妹等，也只是收拾细软，准备渡江逃避明早可能的大轰炸，没有想到竟成永别。我父亲在夜里十点左右匆匆从银行回家后，打发了家人渡江，却嘱我随他再回银行听候发落。岂料军情急于里火，父亲因为耽搁了一些时间，重回银行时已是银行紧闭，只留下几个守门的人，其余全行职工都已上了专用的大船向河源那边疏散去了。父亲一时不知所措，只能带着我连夜渡江，再作打算。
天色还没有发白，已经可以看到泥泞的江岸，到处是接踵而行的人流，谁也不知道前后到底有多少同命运的走难者，谁也不很明确自己走向的目标，只是随着人流，沿江北上，步步为营。从我家的情况看来，这时已经千家离散，妻子分离了。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生活，虽已一夜不眠，倒还觉得眼前的景象有点新鲜，我有机会实际地体验一下战乱的生活。我仿佛记得天亮后我们已离城八里，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关系的小村人家吃饭。那一朝的全部过程，对我况若梦景，但它却是真正的生活现实。
我们一直沿江北上，上空总是机声隆隆，时而听到它们俯冲投弹的恐怖声，跟着就是隆隆的爆炸声。一点不错，惠州肯定成为瓦砾了，我们暂时成为幸运的逃生者；如果敌机昨天就这样逞凶，我们也许已成为灰尘了。
我们行了20多里，在途中幸而搭上了木船，下午四、五点钟到达博罗城。但这一天的博罗，也和昨天的惠州的遭遇一样，也陷入紧急的恐怖声中。也和昨天的惠州一样，博罗亦只遭了一次的轰炸，莫非又是敌人的预先警告？今天的博罗和昨天的惠州何其相似。
次日博罗的命运，也象当日的惠州一样，顿成焦土，我们又一次死里逃生。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所谓什么亲戚的民房，四壁摇摇欲坠。如果炸弹落得稍近，我们的命运也难测了，我有点埋怨父亲带我住进这样的破房。黑夜四点多就有人叩门来报，说今天敌人就要到来，教我们应该快走。
走到那里呢？先以那“亲戚”的亲戚的某村为第一步投靠目标，可是到了那里，已是封门闭户，举家走了，我们又到更远的另一小村的一个什么关系的人家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又随着携儿带女的人流朝着河源那边走，因为父亲的银行正向那里搬迁。那个晴朗的上午，我们翻山越谷，走了二三十里到达了响水圩。父亲曾到过那里收买白银，认识那里的乡长，现在又找上了他，在他的公所吃了一个晚餐，然后到东站候车北上。
这时，我却为自己的命途操心了，我怎能长期跟着我的父亲。当时广州差不多已兵临城下，一旦广州沦陷，我的归途就要断了，那种沧落他乡的情景使我心寒。是不是还有别的道途可走，比喻说取道香港回乡呢？这个地理知识我却没有。为了找个地图看看，我问路走到了那圩镇的一所小学，因为地图上的方位和我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是名副其实地处于命运的十字街头：我们从晚饭后四五点一直在东站等到八点，才远远听到汽车的笛声。再过十分钟候车的人们大概就可以坐上那部北上的军车了，人们正忙于准备行李。谁料正于此时，一部由北而南朝广州方向而去的小汽车正迎面而来。这对我是天赐的良机，我情急智生，立即向父亲建议：如果这部小汽车可以载我回省，我就上车。父亲表示同意，随即从口袋拿给我20元，果然那小汽车的司机同意我以四元的代价让我上车。我在黑夜里和父亲告别，他最后的一句话现在还在我的耳鼓里回响：“你回到家，快点给我写封信来呀！”我却未意识到这竟成为永别，三个月后，父亲就是死于这条圩镇。
我真是天纵的幸运儿呵！我在去广州的车上目睹那种兵荒马乱的景象，更加意识到我这个小汽车上的座位是多么的难得！沿途越来越多的逃荒者，在背负行李，筋疲力竭的情景下，不知多少十次地试图拦截我们的小车，有些苦苦哀求，有的想要逞强，特别是那些蛮不讲理的士兵，多次进行威吓，司机十分为难地艰苦开路，既不敢停车，又得在人丛中缓缓而行。东过增城，翻过障碍重重的坠墙瓦砾，我晓得那里也遭到惠州、博罗一样的命运了。越近广州，况似乌合之众的军人就越来越多，前进的道路愈益受到威胁。那种广州撤退前的战时景象，我在那三四个小时的车上看得特别清楚。我能如愿以偿地回到广州，真是谢天谢地了。
几天的奔驰劳顿，被我的幸运心情赶跑，可是我找不到我寄存在广州的行李了，据说那寄行李的人家已经走了，特别我那阳江皮箱和冬季衣服的散失，使我感到遗憾，但在离乱中这也算不得什么了。
“家呀，是万里归舟客子之家！”我回到化州的时候，已迁到城里居住的母亲，一见我踏入家门，就要杀鸡谢神，委之天助。我在毕业宴会上结交的那位女友，现在化州升上高州，她又是我哥哥的学生，更有理由常到我家作客了。这对于我，也是一种灵魂深处的慰藉。人需要家庭的温暖，也需要爱情的抚育。
一天，她突然问我：你为什么给我写那样的一封信？似乎有些埋怨。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只说：我这两天没有给你写信。她支吾地说：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人冒你的名字写的了，看来不像你的笔迹。意思是说，有人正要调拨我们的关系。我后来想，这是乡村女郎对“张仲子”的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借此把双方的情窦揭开，可是我当时还没有这种经验和勇气。
我那时关心的主要还是前途问题：大学考试还没有出榜，我感到自己还悬挂在天空中。不久，我在城头看到一张醒目的招考标贴，是用广东南路游击司令部的衔头出示的，要招收抗日游击队乡村工作团的学员。当时（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等南方城市，也随着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徐州等相继失陷，国破家亡的险恶景象已逼到身边。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在全国人民共同要求抗日声中，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担任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一时抗日热潮十分高涨，不少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投笔从戎，青年纷纷要求到前线去，一个风起云涌的斗争时代出现在我们眼前。南路新任游击司令是广东著名的19路军宿将张炎，发奋有为，在南路群众中声名显赫。他显然和共产党有了联系，接受了党的指示，打算在南路开展抗日游击战，因此招收一批知识青年，加以短期培训，然后派到农村从事组织民众的工作。这一招生广告，对我这个正在彷徨的青年自有莫大的吸引力。
在抗战热潮和张炎的号召力影响下，许多在学的大中学生也弃学从军，我当时能否考上大学的命运未卜，于是毅然报考，并且考上了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特别班”。
那两个星期的高州培训生活，实在引人入胜。学校设在高州附近的红花庙。红花庙这个名字就有点风骚，那里靠着河边，有相当广阔的山坡和树林，绿叶成荫，山间小径，都留给我相当深深刻的印象。
由高州到红花庙，步行七八里，一路上是杨桃满枝，风景入画，已经使人为之向往了。到了训练班，看到男女青年朝气蓬勃，抗战歌声入耳，触目尽是一片热烈的气氛。我开始感到，自己已投身到了大时代的洪流。
生活也很愉快，学校周围摆满各种食物，日夜供应，小商贩值机渔利。除了学校的课程活动以外，生活并不约束。杨桃沾上一些辣椒盐，特别可口，夜里可以吃到鸡鸭粥。只要有钱，随时可以如意享受。
这是我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学习生活的第一次接触。学习班的培训方式，完全和解放后一样；先由张司令开学动员，跟着由他的秘书、宣传部长…等先后讲几大课，什么“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抗战前途”、“组织民众”等，每一大课之后就是小组讨论一两天。
每天早上天方发白就要起床，要求动作迅速，很快就要集中到大广场里进行早操，教唱抗日歌曲，这些歌曲，我到现在还会唱几支。还有一个晚上的黑夜行军，以适应抗战生活。
既然要准备下乡组织群众，当然要放下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既然要抗战杀敌，就要有献身精神，克服所谓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要有“铁的纪律”；精神要适应大时代的要求。如此等等，都可归结为“人生观”的问题，因此就要多次讨论人生观。对此，我可有兴趣了。我知道自己确是所谓“小资产气”十足的人，也没有献身和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也不善于唱歌和演戏，因此，在那个“革命的熔炉”里，自感无法出头，甚至不胜自卑。对那些活跃分子，使我由羡生嫉了。可是一谈人生观，我却颇为活跃，不管是否对板，我却侃侃而谈，多次发言，引起了团组那个女高音名手和刚从日本回国的张炎小姨的注意，她逗我说：又谈哲学吧。
这是我第一次显出对哲学的爱好。在这以前，我虽爱想问题，但并不敢相信这就是哲学，也不敢相信自己的思考，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夜里，我又多次和那位睡在我旁边的班主任彭中英先生辩论人生观的问题。此公是培训班中一个特殊人物，人们说他是个标准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早年从苏联回国，北伐战争以前就做过广东省农民协会主席，蒋介石叛变后被国民党通缉，曾到处逃难，后匿迹家乡，现今变成了村夫一样的粗俗了。从表面看，你很难相信他有这样的经历。他不特毫无架子，而且口出粗言，引起我们的发笑。但不因此而影响人们对他的尊敬，因为据说这正是老布尔什维克的本色。他这种作为使我觉得十分好玩，你完全可以不必怕他。我明知道自己的观点不合他的唯物主义原则，也不怕向他暴露，和他辩论。而他也不客气，直率地指出我是“小资产阶级气味十足”，“参加抗战是为个人找出路”，他不愧为有些老布…的锋锐眼光。但他的唯物论，我也不敢恭维；例如他说爱情不外就是性的满足，性是爱情的物质基础。我们开玩笑地问他：你对你的彭师母有没有爱情呢？他说：我需要她的时候就有，不需要她的时候就没有了。这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呢，我很难判定。
他告诉我，他刚从北方回来，在武汉会见了周恩来，还给我描绘周的丰仪翩翩和善于演说一表人才的形象。周总理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第一次在我脑子里浮现，引起我的毕生崇敬。我想他就是共产党和张炎之间的中介人物，难怪他在培训班中被人另眼相看了。
这次培训班对我是第一次的重要考验，使我意识到我的性格很不易适应新社会的要求和生活方式。但那几天对“人生观”问题的讨论还不可能触动到我的思想，时间一过就忘记干净了。我和将要到来的时代相距尚远。
一个傍晚，我们正准备吃饭，我突然接到一封友人的来信，说他看到报纸，大学出榜了，我考上了西南联大。这一从天而将的福音，使我夜不能眠，而且飘飘然了。但还有几天培训班的节目，使我留恋。
我们学过理论后，为了到实际生活中去实习一下，最后两天，学校安排我们分组下乡活动。但怎样才能接近群众呢？我组同学想出一条妙计：
我们佯作一家从广州逃出来的难民，一个年纪较大的同学（陈某）装作大哥，另一个善于歌唱来自广州的女同学假作妹妹，其余的人混入观众之中，准备发问。我们每到一村，则先敲锣打鼓，村人闻声而来，然而先由那女同学高唱“流亡曲”，歌声悲切凄厉，继之以呜咽，观众有些激动了，然后由他的大哥向群众诉苦：“我们是由广州逃难而来的，父亲被炸死了，母亲和弟弟在途中生病和饿死了，剩下我们两妲妹，到处行乞。日寇多么残酷呵！你们好心的叔叔婶婶，给我一些米汤吃罢！”我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演戏，起初还要忍住发笑，不料这位“哥哥”说着，竟然声泪俱下，我们越问他就越更滔滔不绝，涕泪纵横，惹得我们自己也不免条件反射，忘记了自己原先的设计，都哭起来了，那些朴素而善良的村民更不消说了，几乎全场都为之一洒同情之泪，气氛异常热烈。有些村民真的回去拿米汤去了。于是我们那些扮作观众的同学，此时挺身而出，先后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以激起民众抗日的热情。最后“妹妹”换干了眼泪，再唱一曲，更加凄楚动人。我们既招徕了群众，又达到了宣传抗日的目的。这是我们下乡实习的一次“杰作”，使我终生难忘。
最后一晚是火炬晚会，也是临别聚会。我们感到荣幸的是张炎夫人郑坤廉女士也被她妹妹（郑坤常）拉来了，还有我们崇敬的周秘书亦前来参加；他们都发表了意味深长而又轻松愉快的临别赠言。那个会后，培训班就算结束了。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就在那个会后的黑夜里，我们来自化州的全体学员就在靠岸的江边乘坐木船连夜南下了。那一夜的过程对我况若梦境。八九年后（1947）我在广州马路上碰到周秘书；我还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招呼，他虽认不出我了，谈起旧事他却十分热情，我们就上了附近的一家茶楼相叙。他当年那种叱诧风云和雄辩家的神采显然褪色了。经过这一席谈话，我们来往了一段时间。他在高州时那个像小娃的女孩，现在已经在中山大学和我同学了。（我那时是在中大读研究院。）

自大学出榜以后，我一心想着远赴昆明，实现我朝思暮想的大学美梦。可是万里迢迢，要有一大笔钱，才能动身。而且时间已到十月，大学已相继开学，行期紧迫。摆在我眼前的迫切问题就是在十多天筹到二三百元的旅费；我这时多么需要别人对我伸出援助之手呵。
我顾不得乡村工作队的纪律约束，由高州回到化州后的第二天就请假回家和母亲商量筹款。母亲是全力支持我的，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要筹这一巨款，亲属都目为幻想，可是母亲仍千方百计的寻借贷之门；她爱子心切，在旁人的冷嘲热讽中为我奔跑操劳了几天，终于找到邻村一个高利贷的户主；这家官僚地主答应了我们用多少利息借贷250元，并叫我在某个晚上由“中人”带领到他家里立契取款。我母子俩正满怀希望，准备了一切远行的行装，准备钱一到手，第二天便立即起程，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呵！
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个可悲的晚上！我们如约摸黑来到高利贷户的村子里——那村子离我家只有二、三里路。我们在那村里一个亲戚家里等着贷户的发落，也就是等着我的命运的揭晓，没有钱的人的前景——明天我是否能够如愿成行——就得由有钱人家去定夺。我们急切地等了半个钟头，最后得到冷水泼背的回音——说是那官家的头目（即贷户之主）对这事没有点头。既然如此，就再不必多费口舌了。这对我并不算十分意外，因为我们这些穷人，把命运押在富家人的善心上，那是太渺茫了。我们带着难堪的心情又摸黑地回家去了。明早起程的幻想，当然立即破灭，还得见笑于乡亲。
金钱，竟有着那么大的威力；它可以支配着人的行止，支配着人在生活的征途中最主要的一步；在关键时刻，你没有钱，就过不了渡，无法迈出新的前景的第一步，无法走向“世界的彼岸”。而停留在世界的这一边，株守家园，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不特前途晦暗，眼前也要被人家看不起。“男儿志在远方”，我这个20岁的青年却虽有“志”也有条件到远方去，却就是受到金钱的约束。我开始尝到一点世味了。“初见世面”，就碰上了这样一个钉子，我怎么能够轻易忘记？！
我为了回家筹款，在乡村工作队的假期又超过了一个星期，我被宣布除名了。这我也颇不在乎，因为我自己知道不是这样的材料；要下乡组织群众，和老百姓一起过艰苦斗争的生活，我还没有思想准备，我只好听任命运的摆布了。青年人考虑现实问题总不是那么周到，何况我这个充满着幻想的人呢。
我第一次于失学、失业的状态，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前途茫茫中真是度日如年呵！我深深感受司马迁所说的“居则郁郁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的滋味，甚至看小说也看不进去。而且，和我差不多大小的那些堂兄弟，那时都结婚了，只有我一个人睡在书房里，我又是十分怕黑的，必须设法争取一个已婚的堂兄弟轮换来和我一起睡觉，借此壮胆，那时多么的可怜和尴尬！我应该说，我自己实在太缺少锻炼，太经不起风吹雨打，这是很危险的。过多的幻想，经常导致我在不如意的环境中有意逃避现实，用想若非非的方法去自我陶醉。这样的时间一长，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境地了。
一天下午，当我正在帮我的堂兄建筑猪舍的时候，我的一个守寡的堂嫂突然对我说：“你还不回去，你大哥回来了，说你七叔（即我父亲）怎样了呢。”“怎样了”显然是一种隐讳之词，我父亲的死讯传来了。
老实说，这个恶耗对我还不算十分重大的打击。我父亲一生很少和我们一起；他有了两个家还不够，还要另筑一个秘密的小窝，我母亲因而长期处于被遗弃的凄景，那么我的眼泪又从何而来呢？光是骨肉之亲并不等于就有情感，情感要从生活中培养起来。他为了个人的享乐而长期放弃了做父亲的天职，成为我们对他冷漠的原因。原来父亲就是死于和我告别的那小圩上。他本来已经到了河源找到他的银行，但他因妻子离散，未有踪迹，可能感到孤单了，后又转回原途到处找寻，转辗奔驰。象他那样文弱不堪而又过惯糜烂生活的身体，很易积劳成疾，在兵荒马乱中很难得到较好的治疗，在一个早上就突然的死去了。
好在他还有一些优点，生平对朋友是比较真挚的，所以颇有一些“莫逆之交”，这使他弃世以后还得到一些朋友的主动帮助。其中一个就是广东银行驻博罗办事处的主任叫邱炳荣。此人我在跟随父亲走难时也见过一次，后来又在湛江见面；行为上有些不羁，但很耿介，有些倜傥好义。父亲死后，他不特千方百计找到我哥哥的地址，而且还用他自己的名义代我们亲属向银行总行申请照例应发的抚恤金，然后一面给我哥哥发了电话，并约我们到湛江见面，办理领款手续。他可说是我们患难中的一个恩人，没有他我们就连父亲的死也不知何时知道。
真是祸不单行，政治风云带来了人事的更动，不久我哥哥任教的那个中学换了校长，他也因此失业了。要不是不久就能领到父亲那笔为数颇大的抚恤金，我们一家的生活，就立即陷于难以设想的地步，我更不要指望读大学了。我和母亲、哥哥三人先后两次为办理这事到湛江去，在那些日子，我们母子、兄弟相依为命的情景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湛江那个在广州失陷后变得奇形繁荣的城市使我感到，它的确是“冒险家的天堂，苦难人的地狱”。我们由于家遭不幸总算是受到了一些残羹与牙慧，成为暂时救命的稻草，也可说是不幸中之幸了。这笔抚恤金除了为父亲招魂的必要支出和还了一些紧急的债务以外，母亲坚决为我留了300元，以备我来年往昆明读书之用。因此，我又看到自己前途上的一点光辉了。当时母亲给我们说了一句饱含辛酸的话：“一千多元，就算这样卖掉了你们的爸爸”！这倒使我们悲从中来了。
也许上帝觉得父亲生前对我们太薄了，最后要给我们一点补偿。根据规定死者的抚恤金只有长子才有权承受，否则，还很难说能否到得我们手里。

抗战风云促使了一些军人主政，不久化州也换了县长，由张炎旧部前19路军旅长庞成（本县人）接任。此公出身行伍，文化很低，写不出一封象样的信，人却十分忠厚。据说他因为作战勇敢，在上海抗日战争中卓有功勋，才得升任旅长。张炎将军以袍泽之情，委以重任。
我父亲之死，继之以大哥失业，引起了一些父执辈的同情，其中一个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由于他的鼎力推荐，使我在这个政府也获一职糊口。他们给我的工作叫译电员，这个岗位，却和掌管县府大印的人（叫监印）同住一室。这个室可说是县政府的机密室，一切重要电文都得先经过我们两人的手，由我译出，然后交给县长或秘书。这个室正设在县长和秘书两人住房和办公室的中间，是整个政府署的“制高点”。大概他们觉得我是个小娃娃，没有什么可以怀疑，才把我放在这个点上。
我不过为了糊口而来（月薪大洋24元），在未去昆明上大学的几个月间暂求“一枝之栖”。因为身处两大之间（人称县长为大老爷，秘书协助县长，位居第二），最初颇诚惶诚恐，后来看到政府的内幕，官僚的腐化生活，我便满不在乎了。何况我不过“五日京兆”，不久就远走高飞了，眼前的这一点工作有什么了不起？
原来所谓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并没有什么抗日气氛，官僚们经常谈的都是一些极端无聊甚至庸俗不堪的东西。芸芸众生的命运竟付托在这些人手中，真使我啼笑皆非了。他们的主要工作不过是“上行下达”——把上级的命令照抄下去，最后加几句所谓“巧语”，然后用上级的口吻“仰即知照，此令”。在行文上要十分讲究手法，要善于用油腔滑调，既表示对上级的命令奉承唯谨，又要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使将来没有“手尾可跟”；把要办的事转给有关方面或下级，文件寄出去了，同时回报上级，已经“照办”。这些所谓政治，大抵不过是公文游戏。只有关于人事变动，他们才真正关心，因为这可能影响自己的饭碗，什么国家大事或抗日工作，连口头上也无足挂齿。
我因为有神经质，经常发生失笑甚至狂笑的毛病。做译电工作，经常要收采邻县或专署用长途电话发来的电报；他们先把文件译成电码，然后用电报形式发出。每个字电码都是四个数字（例如1151）。你收电报时，必须一面记录，一面重复一次给发电的对方听，以保证没有错误。可是邻县政府那个发电人有个特别的习惯，他在每个电码中间总得加上一个“呀”字，——例如11呀51，14呀37，这可使我难以压抑我的狂笑了。狂笑还可以尽量压低声音，并可以不影响笔录，问题在你要跟着照读一遍给他听，狂笑之下怎能读呢？起初对方从电话里已经闻到我的笑声，他知道有些古怪了，但却不肯取消他那个“呀”字，我越紧张而狂笑越益难忍，终于传达被迫中断。对方大概已经明白我的狂笑之故，把“呀”字收了一点，但又不肯干脆取消，使我更狂笑不止了。事关“国家大事”或“抗战急务”怎能视为儿戏？特别严重的是旁边的县长和秘书都正在办公，把这一切听在耳里；脾气较好的县长只是一再愕然，那经常大发雷霆的秘书却沉不住气了，他先“哼”了一声，幸得这哼声的可怕预兆，突然扭转了我的神经中枢，驱走了我的狂笑，终于把这次任务，勉强完成。我这种怪僻，很快在县府中传为美谈了。他们经过讨论，终于原谅了我，觉得是由于“少不更事”，未脱孩子气造成的。
不知道是否和这一次的“失职”有关，不久我调到一个科室当了科员，而薪水却增加6元，可见他们认为我的狂笑并无损于大局。
我逐渐发现我的狂笑所引起的后果不特不是灾难，而且是令人爱悦；有些人大概认为这正好表明我的天真无邪，犹有稚气，因而和我接近起来了。他们又知道我能操英语，懂些文学，个别同事经对我“另眼相看”，因此我在那个期间也交上了几个朋友。
这是我在集体生活中怪气的初次暴露，我以后到任何团体总是不能自制，要不是让别人看不起就是被别人“另眼相看”，多半是两种情况同时存在，而前者常常是占多数的。我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就难逃脱“怪人”的美称了。我意识到这是不好的，甚至难以争取生存，但“本性难移”，我总是难以改正。
我这半年多的胥吏生活，表面上还过得不错。我弟弟和那个女朋友那时都在化中读书，我精神上也不会感到孤单。我在白天还经常和一二知己到茶馆吃点心，傍晚则在化州的宝岭漫步；从县政府旁边，沿着古老的城墙溜达，不过半小时就可以领略全城的景物。有时从围墙居高远眺，看鑑江的水滚滚东流，想到祖国的大地是那么广阔美丽，可是不少地域和都市已落入敌寇的践踏中。祖国的河山，何日重见光明，似乎是十分渺茫的。
时局的动荡，使我内心充满着忧郁；特别是欧洲的战云似乎越来越紧，德国法西斯气焰越来越凶。一旦欧洲大战爆发，世界地图还要改观。日寇对越南正虎视眈眈，如果它一旦南下占领了那个地方，那么由广东到云南的唯一通道便被切断，我入大学的美梦便将破灭了。这是我最大的一个隐忧。再则在经济上国民党的钞票日益贬值，母亲为我紧紧保存的那300元，到了暑假后还值多少呢？这些恼人的现实问题，不能不使我心事沉重。
父亲的突然弃世和客死他乡，又使我敏感的心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怖，那知道自己将来又会怎样呢？云南是在万里迢迢的另一角落，四年的时间是那么的漫长，命运又是那么的变化莫测，我感到自己的心灵有些脆弱了。
说也奇怪，我对现实问题，反而比较乐观，我并不忧虑我去云南后的金钱接济问题，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现实主义的哥哥在这方面却为我斤斤顾虑。反而常人不会发生的那种心理恐怖——一去便成为和家人永别（象我父亲那样），却经常缠绵着我的心。这又是我一种难为别人理解的特性。
我甚至有时怀疑自己的存在。因为人在梦中并不怀疑梦境的“真实”。如果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阴魂——象我父亲一样，我自己可能会象长眠一样，在梦中淌恍还不自觉呢。我也知道这种自我怀疑是可笑的，我明明双脚践着大地，我眼中看到周围的青山绿水，还有其他的人和事，都是和我的记忆衔接的；我的灵魂如果到了另一世界，又怎能和记忆中的过去衔接得上呢？我用这种方法证明我还活着，我并没有变成在异世漂泊的一个阴魂。
读者一定笑我到了神经质的边缘。这也许是事实。在以后一些环境不顺的岁月里，我这种神经质的心理状态还有加深。不过我认为正因为我能在精神恍惚中作冷静的自我反省，使我终于不会像我弟弟那样陷入那种悲惨的境地（发疯）。
人在20来岁的青春时期，精神上未经过风吹雨打，是个相当危险的阶段。我在中学毕业后受过的折磨或许还不算多，时间还不很长。如果我也有着弟弟一样的遭遇，是否能经得起考验，渡过难关，还很难说。青年人一定要坚强一点，善于在不如意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生活的道路是曲折的，随时会碰上一些暗礁和险滩，但此时并不需要惊慌，保持乐观与自信，时间会替人解决问题的。


四、大学生活
从前，我曾听过云南这个地方是如何的边远；我从三国演义知道那是诸葛亮南征所到之地。我又从地图看到地方远离前线，偏安一隅，的确是个避乱的好地方。又听说产物颇为丰富，物价便宜，私心向往。从前，我曾从书本杂志和别人口中知道一些北大、清华的情景，我仿佛感到那里的教授和学生都是一些旋乾转坤的佼佼者，一些小说中的人物。
现今，我正要走向那个地方，走进那个学校，参加到佼佼者的队伍当中，我不禁感到自豪和得天独厚了。
1939年七月底，我约了几个同乡一起由湛江去到越南，经滇越铁路前往昆明。我母亲和妲妲亲到湛江为我送别。那时湛江还叫广州湾，在法国的控制之下，路经异国，必须取得过境护照的手续，要停留几天。不幸那几天中我患了病，倒使母亲焦虑，更增加了我们的别情。母亲为了我的安全，临别时把她出嫁时的嫁妆——一双玉环交给我，要我经常带在身上，她认为这可以防卫险象。慈母的心是多么亲切呵。
我们在一个傍晚到了西营（现叫霞山）码头上船，向南海奔驰，经一两昼夜才到海防。
海防，那是我初恋的女友华娇家居所在。这本是我们阔别以后千载一时的相见机会，可是由于我的疏忽，白白丧失了这个机会！华娇为了生活，到了一个离海防七个小时航程的小镇教学去了，她的兄弟却留在海防。因为我们在海防停留只有两天，无法通知华娇回来相见，这天赐的良缘便失之交臂了。
怎怪华娇后来来信对我的责备呵！她本来事先嘱我一定要行前给她一个电报，使她知道我的行期，以便她回海防接我。这本来是个常识，可是我到了湛江时因为患病竟然疏忽了这件事，我太辜负这海角天涯的多情少女了！我虽曾为这事内疚而梦里痛哭，又怎能填补我的过错呢？我自问实在有些负心，如果我忠道于她，那时并不是不可以再续我们的千里姻缘，海防和昆明并非两世之隔。实际上环境的变迁和时光的流逝已把我当年对她的一往深情逐渐冲淡了，佔据着我的心的早已不止她一个人。可是她的来信还说：“鸿机，你知道吗？几年来你的华娇正为你而伤心流泪，到处挣扎呵！”我相信她的话，也为此而内心跳动，但我终于不能下决心去满足她的愿望，抚慰她的心灵，我真太薄情了。
我原是个见异思迁的俗物，我虽自作多情，其实也不过是自私自利的色情种子而已，我应该受到人间的遗弃，我以后在情场上的折磨是罪有应得的。让我这样的人不应享受到人间真情的体贴。我的行径并没有信守我自己的哲学。我在上帝面前，应该低头认罪！
火车在夜色苍茫中到达河内。我们在这个世界名城只有一两个钟头的停留。本来也可以上街走走，浏览一下这个越南首都的风光。但我身体不适，又怕认不得路回来，只有在车站附近稍事瞭望。河内的“庐山真面目”，我还没有看到。
这是我有生中，唯一一次的踏出国门，但对异邦风物，还谈不上跑马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