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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唐代齐州临淄(今山东济南)人，
房彦谦之子。唐朝初年名相房玄龄，齐州临淄( 今山东
淄博东北 )人 。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18岁时本州举进士，授羽骑尉。隋末大乱，李渊率兵入关，玄龄于渭北投李世民，屡从秦王出征，参谋划策，典管书记 。每平定一地，别人争着求取珍玩，他却首先为秦王幕府收罗人才。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 力的谋士 。唐武德九年 (626)他参与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并功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玄龄为中书令 。贞观三年( 629 )二月为尚书左仆射。十一年封梁国公。至十六年七月进位司空，仍综理朝政。太宗征高句丽时，他留守京师。二十二年卒。贞观前，他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648年8月18日 唐初名相房玄龄逝世）
萧瑀出身于名门望族，又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是唯一的缺点是过于严厉刻板，连皇帝都敢顶撞。为此，他曾被李世民五次罢相，但每次又都恢复原职。
说起来，全天下最了解我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房玄龄。自太原起兵后，他在渭北毛遂自荐投入我军算起，一晃已经跟随我数十年了。这数十年里，能够始终陪伴我的，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可以说，他就是我庙堂的“总管家”。无论军务国事，他都了然于胸。而朝堂上下的机密内幕，甚至于我个人的喜怒哀乐，也没有他不知道的。
要是我二人乃布衣之交的话，人生能得这样一个知己，夫复何求？然而，我是皇帝，他是臣子，一切的矛盾纠葛，便从中生出——因为，他太了解我了。扪心自问，你能完全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一个无比了解你的人吗？对这一点，我是有所保留的。因此，房玄龄尽管一直大权在握，但他活得并不轻松。
贞观初期，他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遭到我的责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便会一连几天都前往朝堂叩头谢罪，惶惶不可终日。在贞观年间，除了家常便饭般的责备，房玄龄还被我停过三次职。
第一次，是贞观十年。他因为受到我的责备，被勒令回家反省。那个时候，长孙皇后已经患了重病，一向忧心国事的她，辞世之前还不忘劝谏我：“房玄龄服侍陛下这么久了，从来都是谦恭谨慎，未曾对他人吐露过半点朝廷的机密。倘若没有犯下什么严重过失的话，还希望陛下不要将他舍弃。”我当然未曾想过要舍弃他。停他的职，只不过是想让他警醒一下。这么多年来，他也逐渐沾染上了遇事应付、得过且过的官场习气，若不好好反省，又怎么可能尽心尽职为我效力？
长孙皇后伴随我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不过，她也深知一个道理：如果在没有人劝谏的情况下将他召回，无疑是会让人看笑话的。这个时候，自然就需要一个能够转圜的人站出来。
房玄龄第二次被停职的时候，是贞观二十年。由于中间还牵扯到萧瑀的原因，一时半会儿是没有人主动站出来打圆场的，他们唯恐被拉进复杂的官斗倾轧之中。就在政务堆积如山，大家都焦头烂额的时候，还只是个黄门侍郎的褚遂良竟然递上了一份奏章，逐一列举了房玄龄以往的各项功绩：“房玄龄自您举义以来，就始终伴随左右。朝中政务，都离不开他的襄赞，可以说，在朝中诸位大臣里面，最为勤劳的，就要数房玄龄啊！”
这个话说得实在是巧妙。如果说房玄龄在众位大臣里面功劳最高、才能最大，恐怕有人会吹胡子。若是说他并没有什么错误，那岂不是指责我犯了糊涂，废黜忠良？故而褚遂良才说，如果要比勤快的话，谁也比不过房玄龄。话说到这个份上，皆大欢喜。我很快便把房玄龄又召回了朝堂。而褚遂良也因他善于周旋而崭露头角，成为朝堂上的一颗新星。
当然，也不是次次都有人敢出来和稀泥。自古皇帝的心思，都是很难拿捏的。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动真格呢？而当房玄龄第三次被罢相时，向来以敢于直谏著称的魏征，却已在三年前病故，其他人，宁愿选择明哲保身，也不愿乱说乱动，生怕一个不小心便把我给惹火了。
这次赶走房玄龄，只是因为他的一点小错误而已。我本来还以为很快就会有人出来劝解，没想到一连多日都没有动静，而朝堂上亟待处理的公务却越堆越高。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当然，这也难不倒我。很快我便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来化解尴尬。
一天，我突然告诉侍从我准备去位于长安东南角曲江边的芙蓉园玩耍。而要去芙蓉园，就必须从房玄龄的门前经过。当路过房玄龄宅邸时，我“心血来潮”，顺便拐了进去，看望在家赋闲的房玄龄。这一看望不要紧，又顺便用御辇将他接回了皇宫。一切是那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皇帝的威信不至于受到贬损，还留下了礼贤下士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后来，我听到了这样的消息。那天，房玄龄得知我将会从他门前经过的时候，一跃而起，命令家仆赶快打扫庭院。家人都不解其意，房玄龄却微笑着说：“皇上随时都会驾临我家啊。”我捻须一笑，果然不愧是房玄龄，不愧是最了解我的人。
君臣之间，也只有像我们这样默契无间，才能够抵抗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险恶风浪。也正因为我们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所以我和他比谁都清楚，皇上永远是皇上，臣下永远是臣下，再牢不可破的关系，只要逾越了这条界线，同样会变得脆弱不堪。
世代书香的房玄龄一开始还号不准我的脉，没有涉及在此背后的帝王心术。所以在贞观初年的时候，只要遭到我的批评，他便会诚惶诚恐——难道自己真的犯下大错了么？时间久了，房玄龄也从中磨炼出来了，知道我隔三差五警醒他一番，看上去仿佛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实际上，只要自己竭忠尽智，老老实实干好分内工作，皇上是不会把自己怎么样的。
因此，这才有了房玄龄在家中吩咐下人打扫庭院、迎接圣驾的那份睿智与闲情。房玄龄经过多年的打磨，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知谦退。于是没过几年，我又晋封房玄龄为司空，这可是一品大员，从品级上看，已经是位极人臣了。
有一天，当他正在衙门里办公时，突然闯进来一个不速之客，口口声声说要告密。房玄龄一听，十分重视，赶紧问这位不速之客，到底告的是哪位当朝大臣。“告的就是你！”来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房玄龄心里一惊，他再三思量，自觉没犯下什么不可赦免的大错误啊。
那这个人到底怎么处理？是抓起来严加审问，治他个诬告大臣之罪，还是干脆除之而后快，免得横生枝节？反正皇上已经许给了我全权处理、不需奏请的特权。房玄龄选择的是第三条道路——问也不问，便直接备下车马，将这个告密者送到了我面前。
一开始，我还十分奇怪，到底什么样的告密者，连房玄龄也处理不了。转念一想，我便明白了，房玄龄不敢处理的事，肯定是有关他自己的事啊。我即刻令刀斧手分列两旁，然后命告密者入见。“你到底要告谁？”“房玄龄！”“不出我所料，来人呀！”不需要多余的废话，我便下令左右将这个告密者立刻腰斩。而他到底要说些什么，也就成为了永远的秘密。
有些话，说出来之后，是不能装作没听到的。当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缴获了一大批手下人暗通袁绍的书信。曹操怎么处理的呢？看都没看，便统统付之一炬。假如他一封封过目后再烧，众将心里会怎么想？还会感激涕零、誓死效忠吗？
房玄龄没有造反的理由，更没有造反的必要，这，我比谁都了解。不过，事情了结之后，我还是专门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谕，怪罪他不够担当，还专门嘱咐他：“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你自己处理了就是！”
小心翼翼做人做事，却挨了一顿骂。委屈吗？不委屈，我和房玄龄，只不过按照自己的本分在做事情罢了。这就是政治，这就是为人君者的御下之道。房玄龄所要做的，就是如何读懂规则、配合规则而已。除此，宠辱得失，皆是浮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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