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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商奇才】草帽大王房其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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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画家房企遐转发 慈溪乡贤研究会 《乡贤杂志》 发布《草帽大王房其昌》一文,特整理发表如下


大清光绪己丑(1889年)九月廿三,房其昌先生降生在余姚县梅川乡一都三碰桥村,今址为慈溪市浒山街道三碰桥社区。当他出生时,家里有两个哥哥,不久之后又添了个弟弟。四兄弟在贫困中长大,唯老三读过三年私塾,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他们长大后,未读书的在租来的土地上耕作,以种植棉花和水稻为生;只有老三,尽管兄长不高兴,父母还是不让他参加农业劳动。14岁那年经亲友介绍和担保,到浒山一爿南货店学生意,满师后留店做南货店官。不过他并不以做店官为满足,一心想做个南货店王。
为了开店,他省吃俭用贮蓄钱财,到了20多岁,还劝说父母不要为自己的婚事心急操劳。那时的人们盛行早婚,小伙子到十六七岁,姑娘到了十四五岁,做父母的就为孩子的婚事忙碌起来。俗语说要成家立业,就是要先成家后立业。可是他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先立业而后成家。他算过一笔账:家里父母没钱,娶亲的花费靠自己积累,先成家必将花光多年积蓄,且很快拖儿带女,根本无法再积贮,那我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做店王呢?如果先开店,那时赚钱多了,娶亲的花费可能只是小菜一碟。
25岁那年,老板派他到余姚办事,趁便到府前街(今天的府前路)附近溜达,当兜到一爿咸货店前时,看见贴着一张通告:说主人欲出让该店,有意者可入内面谈。他马上走了进去,见店内只有年老的店主、伙计和学徒等三人。店主见陌生人进来,马上笑脸相迎。主客很快达成口头协议,是商店的价格和剩余商品的转让问题,他答应继续聘用原店员,未满师学徒按原进店日起算,到三年满师。主客还商定在一个月之内,双方各邀一名中间人做见证,到时正式签订书面合同,一次付清现款并交接产权。
回浒山向老板交差之后,其昌当即筹集现款,到钱庄提取存款,还邀请10多位亲友,组织起一个“标汇”,当场收到第一标汇集之款。以后各标的汇集款,则由在场的亲友抽签决定归属。他虽拔得头筹,但仍不够。只好向钱庄申请贷款,但所有钱庄都需要资产抵押,拿什么资产去抵押成了难题。
与咸货店老板约定的期限将尽,资金还未凑齐。有朋友建议拿咸货店做抵押!他开始说不行,因为店还在别人名下。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去试试钱庄的态度。他跑到每月存钱的钱庄,把遇到的困难向老板和盘托出……
钱庄老板接过话头,说这事容易解决,我请账房带银票充当你邀请的中间人。只要你与对方签好协议,该店就是你的,可以转身抵押给钱庄,虽然钱庄付款在先,而你申请借贷在后,但我相信你是个守信用的人。
其昌终于做了一个店王,不过他还在浒山店里打了半个月的工,因为老板聘用他是到甲寅年底(1914年2月13日)。为了守信,他硬是不去管理自己的店铺,仍在浒山忙个不停,直到年卅的深夜。吃好年夜饭,老板对每个员工都发了双薪,唯独给他发的是双薪又翻了一个倍,以表惜别之意,又对他多年来的勤奋深表感激。
已是正月初一拂晓,他来不及给父母拜年,更没有休息,就急忙赶到余姚。此时县城里的商号几乎全部打烊,唯府前街咸货店的大门半开,伙计和学徒翘首盼望新老板快点回来。
尽管天寒地冻,其昌还是走得满头大汗,刚进门就给两人发了双薪,并对因自己的延误使他们未能在年卅夜回家表示歉意,发完工薪就让他们赶快回家。当员工离开之后,他才想起自己也要回家给父母拜年。
就从这年的初春开始,他尽全力经营自己的商店,招聘必要的人员,整理铺面和柜台布局,增加商品种类,等到看上去像是一爿南货店了,摘下挂在朝北店门上方的旧招牌,换上一块“萬昌南货店”的新招牌。他还在朝南的后门旁也挂上了一块较小的店招。当时的后门面对北城城墙,门前是城墙脚下一条狭窄的长弄堂,很少有行人经过。可他认为城墙迟早要拆掉,到时说不定店门朝南开,因为门前是一条比府前街更宽广的街道,还面对姚江,使得交通方便。余姚县果然自1930年开始拆城墙,还把墙基拓宽成马路,萬昌也改变店门朝向,门前是条宽广的大道,被命名为“北滨江路”。
在以后的三四年间,萬昌的营业发展很快,赚钱很多。但其昌所关心的是想开第二爿商店,他几次到宁波选址,觉得江厦街是个好地方。他正在筹划之际,他的父母却坐不住了,用严厉的口吻要他马上结婚。双亲说,你的小弟已经有了孩子,如今你已二十八岁,你的南货店已开了三年,到今天还不肯结婚,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难道要变成老头再结婚吗?其昌一时找不到拖延的理由,只好任由父母亲去办,自己继续筹划开新店之事。
因为未遭儿子反对,父母即把他完婚之事当作头等大事,与亲友商量物色对象,经人介绍选中门户相当的农村姑娘,托媒婆到坎墩孙家通意。孙家父母听了介绍,虽然觉得年龄稍大,但听到女婿已经跳出农门开了一爿南货店,觉得非常满意。立即找了张大红纸,请邻居写了女儿的姓名和年庚八字令媒婆带回。房家父母接到红贴更不敢停留,择日请算命瞎子预测男女是否相合,还要占卜凶吉冲克。瞎子听了双方的年庚八字,马上口中念念有词,用右手扳动左手指头计算起来,最后见他左手的拇指点着食指的一个关节上说道,两命之间没有大的凶兆冲克,男命土厚,女命水盛,土克水成财,照此两命算来,裙钗女有20年的帮夫运;恭喜老爷和老太找到一位称心的贤淑媳妇。
房家父母马上遣媒婆向孙家报喜,同时征询是否马上“过帖”?媒婆又把孙家的意思带回男方。房家即按习俗和双方洽择的黄道吉日送16块大洋到孙家,俗称为“吃茶”钿,只要孙家收下吃茶钿,亲事就完全敲定。用上述程序完成的婚姻就是包办婚姻,一切全凭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
接下来是行聘,向女方赠送聘礼和聘金。聘礼一般是绍兴老酒4~8担,表面雕有龙凤花纹的龙凤饼60~120斤,金戒子一只,以及新娘做衣裳的彩缎花布若干。聘金是女方打造嫁妆所需的现金,在清末民初,姚北一带的最低门槛是60块大洋。房家父母对前面三个儿媳的聘金,都未达最低门槛,而且还是东典西借的拼凑起来的。父母想自己是老年的红脚梗,三房媳妇都是马马虎虎进门的,无所谓体面不体面。但老三是生意人,还要在商场上继续滚翻,不能没有面子,一定要送得体面一些。
其昌正在筹划思考,忽见已满师的徒弟跑上楼来禀告:说太师傅与太师母进城来了,有事要找师傅。其昌立刻下楼请安。母亲把他拉到无人处,告诉婚事进展情况。他原以为结婚的花费只是小菜一碟,听了双亲的介绍才知估计不足,他不忍看父母焦急的样子,只好陪双亲到钱庄取钱,使两老很快完成行聘手续。
1917年是其昌的大喜之年,在父母的催促之下,终于在春天用花桥迎来孙氏姑娘。他与姑娘虽然结成了夫妻,但不知她的名字,家里只有父母亲看过她的年庚八字,知道了名字,但这是保密的。除了少数开明的家庭,或者公婆不慎泄漏了秘密,过去宁绍地区的大多数男人,都不知道妻子的名字。
1919年其昌流年不利,还未满月的孩子不幸夭折,为了使妻子忘却悲痛,还抱养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女婴,妻子把她当作亲生的女儿,才觉得孩子还在自己的怀里。
由于结婚和抢救、领养婴儿,使得开新店的计划推迟了好几年,直到1922年夏天,才在江夏街开了爿“同生源”南货店。尽管已做了双料店王,其昌还是壮心不已,还想在沪杭等地再去开它几爿南货店。不过他很快改变了主意,因为发现了比南货更赚钱的行业:金丝草帽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在以长河为龙头的姚北地区勃然兴起。
我国江南特别是姚北农村妇女的手工编织,已有久远的历史。她们随便抓一把身边的麦秆或蓆草之类的材料,能很快编成一把扇子或一顶帽子。但像结绒线衫一样,这是她们的一种休闲爱好,编织的成品一般也仅供家庭成员使用,多数人都不会把它当商品,也未见过有哪一位商人依靠贩卖此种草编商品赚了大钱。
1922年的情况有了变化,一个法国洋行老板在姚北旅游,亲眼看到长河妇女精湛的手工技艺。洋老板在惊叹之余,立即从南洋群岛收购大量贱价的金丝草,组织长河妇女编织金丝草帽,再运往欧美等国销售,获得利润之丰厚是国人难以想象的。
本地商人眼见法国人赚了大钱,也跟着干起这个行当。在长河及其周边地区,很快设立起许多草帽行,他们雇用员工给妇女发放金丝草,再回收编织成的帽子。开始时本地商人的经营规模小,嫌进出口手续麻烦,就向法国人批发草料,还把成批的帽子卖给法商让其出口。这样的方式使得中国商人只赚了一个零头,大多数利润被法国人占有。这使中国人感到不爽,想把原料与成品的进出口掌握在手里,可是不知道金丝草产自何地,也不知道帽子销往何处。外商发现中国人有此倾向,立刻把有关信息封锁起来;还有少数自行进出口的本地商人,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也对相关信息进行保密。
其昌也在此时看到这个发展迅猛的产业,但他刚开了爿同生源,又向钱庄申请了贷款,还对新行业不是很懂,必须先行学习。他就去朋友的草帽行打工,主要是向农妇投放草料和回收草帽,实际是学习相关业务知识。
为了有更多时间学习,他把妻小接到长河,在章家路上找了间住房安顿下来。妻子从三碰桥搬到长河,除了照顾丈夫和小孩,还可打凉帽(金丝草帽又称凉帽)赚点外快,想草料就在丈夫手里,织成帽子丢给丈夫,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是其昌觉得这事很为难,因为在回收时还要给草帽按质定价,定得高了人家会说他作弊,定得低是委屈了妻子。他认为还是到法国草帽行里去领草料,与他们的关系混熟了,或许能获得一些被封锁的信息。
有余姚和宁波两爿南货店不断输送的利润,再加他的草帽知识也积累得差不多了,就在家门口挂出一块“房昌记草帽行”的牌子。为了把生意做强做大,他决定到上海设立分行。其实在那时,他不知道在上海开爿分行有啥大的作用,只是想到大都市去闯荡一番!
妻子孙氏无意中获得一条信息:法国老板来长河之前,在上海经营一家洋行,还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其昌据此判断,人家保密的信息很可能就在这家洋行里,就顺便跑到上海去寻找,设立分行只是另一种说法。
经其昌的仔细观察,熟悉了制作金丝草帽的全过程:农妇手工编成草帽剪去边沿的余草,把成品缴回草帽行就完事。余下来的工序,由草帽行员工或外包给其他工场来做。先把草帽浸泡在漂白粉水溶液里十余小时,再用清水漂洗,直到嗅不到任何异味,再放在太阳光下曝晒,晒干后再把它抛光修边,到此时美观大方又十分挺括的金丝草帽才算基本完成。
只是其昌看到的许多帽子差不多是一个式样,看上去实在有点单调。他想一定要让草帽有许多种花色样子,才能获得不同人群的喜爱,进一步扩展市场啊。丝绸是中国的特产,在帽边加一条不同颜色的丝带,还可以让它飘起来;或者把丝带做成花朵佩在帽的一边或两边,也可以在帽子插上一两根漂亮的羽毛。只有草帽附加上这些经过精巧设计的精美花样,才有繁多的花色品种,才能进一步提高它的附加值。当许多帽商还没有想到的时候,房其昌却想到了这一点。
其昌到达上海之后,首先在英租界的同孚路(英文为Yates Road,即今天的石门一路)找了间房子住下来,还向租界当局注册登记了“房昌记草帽行上海分行”的招牌。然后几乎每天在法租界里溜达,他想法国人开洋行应该首选在法租界。他突然觉得有人拍他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长河的两位同行朋友。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两人到上海来的目的居然也是要找寻法国洋行。于是三人约定上午各自分头找寻,下午到同孚路商议。
三个长河人正好在“房昌记上海分行”里坐下来,见一个带着翻译的英国人进来,开口就要订购金丝草帽,所需之量是多多益善,房昌记的生产量大概还不够供应。其昌只好向英国人承诺,长河方面将尽全力扩大生产,一定增加供应。英国客商马上回应:“Very well,thank you!”
房先生趁机请问翻译:英国人怎知同孚路上有草帽行?翻译说他到上海后先去工部局查询,一查到就查到你的商行。翻译还告诉三位长河老板,可以向荷属东印度(当年的印尼叫东印度,是荷兰的殖民地)和美属菲律宾(它是美国的殖民地)订购金丝草。事情的进展完全出于意料,三个大男人费尽全力寻找还找不到的东西,却自动的送上门来了,这主要是房其昌的上海分行注册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凑巧。
房其昌等本地商人掌握了原料与成品的进出口业务,减少中间环节,被外国人轻易赚去的钱流进中国人的口袋,经营利润大幅提高,给女工的报酬也增加许多,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她们的积极性,吸引更多的人群投入进来。以长河为中心的金丝草帽,很快发展到姚北甚至是整个三北,不仅仅是农村妇女,城镇妇女的手指头也拨动起了金丝草,出现乡镇农村无闲女,个个都是织帽人的兴旺景象。甚至有许多家庭,连男女的分工也被完全颠倒过来,做妻子只管专心打凉帽赚钱,丈夫带小孩还包揽全部家务,这就是以长河为龙头的姚北草编业所发出的革命性魅力。这些妇女从未向丈夫提出要改变自己的地位,只是用她们的手指头拨动几下金丝草,就成了家里赚钱的主力军,做丈夫只好甘拜下风,改变了延续几千年的家庭内部的男女分工。
金丝草不同于麦秆或蓆草,尽管它细如发丝,但坚韧而稍有刚性,再加颜色白洁,织成的帽子看上去非常坚挺,如果夏天有一顶既轻薄又挺括的金丝草帽戴在头上,清凉又时尚美观,还显示出女主人的翩翩风度,因此深得欧美上层新潮女士之青睐,特别是英国女王也爱戴金丝草帽,更使欧美妇女趋之若鹜,在头上戴一顶由中国制造的金丝草帽竟成了一种时尚和潮流。
由于织帽的材料与加工工艺的变化,使戴帽的人群也发生变化,原先只是中国底层的普通人,后来变成了欧美上层的时尚女士,使它的价格也变得昂贵,这自然使经营商人与打帽女工都得到实惠。那么姚北妇女打一顶草帽到底能得到多少报酬呢?
笔者在10余年前曾采访过一位沦陷前的长河草帽业小学教师,后来随丈夫回上海的周巷老乡,时年90的沙黄人沙旭初女士。她说当年有许多沙黄姑娘喜欢到她家里打凉帽,原因是其姊沙惠珍是打凉帽的高手。她姊在出嫁之前,父亲沙怀生因特殊需要动用了姊夫家送来的聘金,使打造一套与聘金相适应的嫁妆成了问题。她二姊只好没日没夜地打凉帽赚钱,短短七八个月,就赚到了打造这套嫁妆所需现金,余款还到银楼里定制了一只份量很沉的金戒子。等到坐花桥之时,她二姊的嫁妆就装了整整14船,一下子惊动了整个沙黄村。当船划到夫家周巷平王街时,许多男女老少沿街河观看,观看其新潮时尚又富丽堂皇,更惊叹这是一个沙黄姑娘打凉帽赚来的。
经沙老师的介绍,笔者了解到当时编帽女工所得报酬确是不低。那么打一顶凉帽到底能赚多少钱呢?笔者就进一步问沙老师:
“以你姊的手艺打出来的金丝草帽,每顶能赚多少钱?”
“拿到好的草料,记得是一块多大洋!拿到稍差一点的料,大概是八九角,除非不合格,最差的也有五六角。不过我二姊是高手,草帽行里放料的人都知道,只要有好料,他们第一个就发给她。”
“那你姊要花多少时间能打一顶草帽呢?”
“我看她最多三天,如果加上挑灯夜战,两天就解决了。”
从沙老师的回答看来,当年打草帽的女工,收入的确很高。两三天赚一块多大洋,能买七十多斤上好的大米。这样高的经济收入,对只有三四个人的小家庭来说,可以稳稳当当的算得上是小康了。
房其昌的生意愈做愈大,不但他本人很快发达起来,还带动规模较小的草帽行,他主动成为小商行进出口的代理商,只收点人工费和运输费,远低于外国商行的费用,让小打小闹的草帽商人也赚更多的钱,使小老板们非常感激,在他们之间谈到房先生时,总是翘起大拇指称他为“草帽大王”。还有些外籍客商,因为许多小商行都搭他的便车,做生意时交易额显得特别巨大,便有许多外国人也惊呼他为“Great king of straw hat!”只是房先生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自己所以能成为大王,完全是与许多朋友的帮助分不开的,他经常对周围人说:
“我房其昌能有今天,离不开亲友对我的帮助。我能跳出农门到南货店学生意,是靠父辈亲友的担保和介绍;我能独资开南货店,是靠亲友们的“标汇”和钱庄老板的信任。我未去南货店料理店事,两店还是不断的给我输送利润,这是员工对我的支持,让我一心扑在草帽业上拼搏。即使是那位陌生的翻译先生,也告知我被法国人封锁的秘密……,要是没有这许多新老朋友的帮助,哪有我房其昌的今天。”
人们见到他也经常帮助别人,帮助亲友,帮助余姚同乡,帮助困难的学生……我们看他除了协助小规模的同行朋友之外,还帮助过哪些人呢?最值得称道的是不求任何回报,而且被帮助对象是完全陌生的人!受房先生帮助的人群中,大多数都是非亲非故的陌生人,这些人都在上海闯荡而遇到了困难。据笔者的先叔说:
“不管是谁,只要能说得一口流利的余姚话,房先生就会尽力相助,还可以在他的分行里长期住宿就餐,草帽大王真把同乡人当作亲人。为了接待从家乡来的陌生客人,他在分行附近的同孚路南端与法租界交界的福煦路(法语路名为Avenue Foch,就是今天的延安中路)口,建造了一长排两层楼房,专们供他的困难同乡居住。我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年,也白吃了三年,等到我在上海美专毕业,并在基督教青年会里找到画宗教画的工作,才向他告别并最后离开他提供的小房间。”
说到免费就餐,也使家叔感慨万分。每次食堂开饭,总看见里面有一两百人围着二十多张八仙桌进餐,小菜也相当丰盛,逢民族节日还有加菜。家叔在刚开始时以为许多食客是分行里的员工。后来住久了,大家熟悉了互相攀谈,才知分行员工仅十人左右,极大多数人都与家叔的情况相似,是在上海遇到困难的陌生人。他们都说房先生是新时代的孟尝君;招待客人甚至比孟还要真诚,因为孟尝君还有点私心,希望自己在身处险境时有门客出来解救,而房先生全无个人目的,只是全心全意地帮助别人。
家叔看到大多数客人都是从余姚出来到上海找工作的青壮年,一直要到有了满意的工作才离开。有些青年人找到工作后还要求房先生做担保,他就派人回乡调查,了解清楚了就做担保人。客人中间也有不少学生,因某种原因无法在学校住宿,也投靠房先生长期住宿。先叔蔡水湘就是一个学生,因为刘海粟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当时还没有学生宿舍。此事曾一度弄得我全家焦急万分,幸亏周巷东街头华兴袜厂的段老板闻知此事,就写了封介绍信,叫家叔到上海英租界找房先生,正因为家叔是他的亲戚介绍过来的,所以对家叔特别优待,逢中秋或端午等节日,还请到家里去特别款待!
当时的家叔在上海美专求学,居住在英租界同孚路的南端,每天早餐后跨过福煦路进入法租界,再徒步20~30分钟到达菜市路(法语名为Marche,Rue du;就是今天的顺昌路)560号上海美专;傍晚5点鈡左右,原路返回同孚路住所。家叔把“房昌记”的房间当作了自己的家,把房先生一家人当作亲人,在上海无忧无虑地生活和学习整整三年。当完成学业毕业,对房先生的无私资助表示感谢之时,房先生却轻描淡写地说:
“咳!这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不过是在吃饭时多了副碗筷,不足挂齿!不足挂齿!”
到80年代的后期,家叔还清晰地记得房先生临别时说的这句话,一再赞扬他是一位名不虚传的草帽大王!无论是说话或者是做事,都显得十分豪爽!当年投奔他寻求帮助的许多余姚同乡,都赞扬他是20世纪新时代的“孟尝君”。
有一次有几位周巷邻居陪家叔到郑巷去看墓地,回来时见到一块写着“房公其昌德配孙氏孺人之墓”的墓碑,家叔见了马上跨下石板路,不顾布满荆棘的崎岖地面,走到坟前恭恭敬敬的一鞠躬,并对里面说:
“房先生啊,真想不到贤伉俪早已在此等候了,当年受您们资助的一个小青年,也快80岁了,今天已经在您的旁边选择了一块墓地,很快就会来与您们相会,年轻求学把您家当作宿舍,终老后也要成为您的好邻居。”
房先生在上海热情帮助求学的余姚青年,回乡时更热心教育事业。1936年初回乡欢度春节,他与张春尧等十几位同行一起,商讨成立一所专门为草帽业同人子女读书的学校,并以长河草帽同业公会之名义发出倡议:要求帽商和女工为自己的孩子捐款办学,创办一所“余姚县私立草帽业小学”。他们号召在长河的草帽行,每拿到一箱金丝草捐资4角;女工每编织一顶草帽捐资2个铜板。当时正是草帽业最兴旺之时,从业人员的办学热情很高,很快筹集到法币10多万元。(前面凡是提到货币都是银圆,此处第一次出现法币。这是因为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以法币代替银圆作为流通货币,禁止银币继续流通,唯铜板仍可使用,规定是三个铜板兑换一分法币,原先是一块银圆兑换300个铜板。)
其昌除了积极缴纳同业公会倡议的份额之外,还专门捐了几次款和许多实物,受到同行赞许,被推为草帽业小学校董会的董事,这更使他爱护在校读书的学生,每年逢校庆还给小学生送礼。礼物一般是他们喜欢的小吃,让小朋友欢度自己的节日。
正当房其昌的事业蒸蒸日上而且还想进一步大展宏图之时,日寇发动了八一三事件,扩大对华的侵略战争,使得长河的草帽业开始走下坡路。所幸他的分行在英租界,寇军一时还不敢进入,欧美轮船仍可以进出,行业所需的进出口业务还能继续维持;只是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他又担当了不少救助难民的工作,把许多房子和仓库让给了难民,使业务工作受到影响;另外上海与姚北之间的货物运输也困难重重,这许多事情要求他长时期连续工作,弄得他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很可能由此种下某种病根。
侵略者没有就此止步,还偷袭珍珠港,挑起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大战,又令侵华陆军冲进租界抢劫烧杀,使得房先生的上海分行彻底完蛋,草帽业所需的运输通道全被切断,使勃兴仅有10余年的草帽业瘫痪。他在上海也呆不下去,只好带着满腔的悲愤回到宁波。宁波也一样,他有几次出门遇到了鬼子的岗哨,须向鬼子90度鞠躬,如鬼子认为你的鞠躬不够格,马上要打骂,甚至还抄身,房先生不愿受此侮辱,只好尽量不出门。
他唯一的企盼是希望我军赶快打回来,把鬼子赶出去,自己再回到生意场上大干一场。可是盼啊盼,一直盼到1945年的7月31日,还未见我军回来。天气异常闷热,晚上在天井纳凉,只好给子女讲戚继光打倭寇的故事聊以驱闷。不想晚上睡觉到半夜感到透不过气,家属们赶快采取措施。送医院实在是不方便,晚上难找交通工具不说,即使白天走路鬼子的岗哨也要东查西查,晚上更加是严厉,他本人也绝不愿意受鬼子的侮辱。家属也缺少某些医疗常识,不知道疾病的严重性,只好扶着他慢慢走动到天亮,看他慢慢倒下去,从此再也没有起来!
房其昌是商场上的精英,也是民国时期姚北地区民族资本家的一个杰出代表,通过辛勤努力与艰苦奋斗,他终于像弄潮儿那样在波浪滚翻不息的潮头勇敢的站了起来,可是还没等他站稳就倒下了。他是生不逢时,却逢到日寇侵华,还叠加了二战,他无力抗拒,终于在祖国黎明前最黑暗之时,离日本无条件投降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他却永远的走了!
笔者撰写本文是一种纪念,纪念我们慈溪市的一代商界精英房其昌先生;也是一种控诉,控诉侵我中华至今还死不认罪的日本军国主义!
感谢房先生旅美儿子浩鉴先生提供鲜为人知的资料!
来源: 慈溪乡贤研究会 《乡贤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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