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阳公主和房遗爱 [复制链接]

      在学校图书馆里翻阅图书时发现了赵孜的《高阳公主 长歌》，随便一翻，我大跌眼镜——房遗爱居然是天底下最大的草包！
      对于唐初那点事，我不是太精通，也略知一二。
      很久以前，大概高一那年，我看过《德吏房玄龄》（荒原 著），里面高阳公主的形象的确不怎么样，与和尚辩机偷情、还为了老爷子世袭的梁国公的爵位陷害房遗直"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永徽中诬告遗直无礼于己".甚至于整个房家没落等都与其有着不小的关系，然而，对于赵孜的《高阳公主 长歌》有人说：赵玫用她的文笔描述了一个活生生的高阳。在小说里，高阳就是一个追求真爱的人，她用自已的方式去追求自已爱，虽然是失败收场，但却让我佩服……两个高阳公主截然不同，哪一个才是“活生生”的高阳公主？！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我看是有多少个作者就有多少个高阳公主！
      再说下那个“诞率无学，有武力”的驸马都尉房遗爱。《德吏房玄龄》的作者荒原说他有房法寿的号召力，另外房遗爱一身了得的功夫，然而《高阳公主 长歌》的作者赵孜居然说房遗爱是天底下最大的草包，叫人甚是费解！“草包”房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却干了那么些文官干的事，这又作何解释，仅仅因为他爹是当朝宰相吗？
    你怎么看待呢？不要把什么新旧唐书上的零星复制粘贴过来，那个意思不大

来学习的，坐等大师级人物出现简答！

同楼上~~排排坐~~~~~~~~~~~~~~~~

小辉，作者观点不同，切入点不同，则主题思想和配角角色就有可能互换！赵玫的切入点是真爱，那么就不可能是政绩表达亦或文学形式出现，那么遗爱在此，也就难免“诞率无学，有武力”了！
如果切入点从叛国者说，这个高阳公主也是一主角，遗爱也会成为主角，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看书也要有头脑的去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历史的、辩证的去看，还历史本来面目，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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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话题，在旧论坛中曾经转发过多篇持否定态度的文章，现已经不在了。今再将 《“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读后述感 》一文转发，供大家参考。


“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读后述感  

作者：幻生著  1988-6-22
  

　　一
　　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者陈垣教授，他底一生，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著作颇多，在近代的中国只学界里，有著很高的名望，为时人所推重。陈氏研究历史的范围很广，除了一般的历史之外，他对中国的宗教史，也颇有研究。有关伊斯兰教、天主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陈氏写过专门性的研究论著；至于与中国文化历史有著血肉相连无法分开的中国佛教历史，当然也是陈研究的对象。他写过几本有关佛教史乘的专著，得到史学界的推崇与重视，凡是研究中国教史的人，大抵没有不知道陈氏其人的。
　　陈氏是一个天主教徒，曾在教会大学授课，并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多处，在教育界，他是一个知名的教育家。他生于一八八○年，卒于一九七一年，在九十多年的一生中，没有离开研究教学与著作的岗位，非常难得。一九八○年，陈氏百岁冥寿，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中国当代史学家论著」丛书，由陈氏的后人——陈乐素、陈智超，选录陈氏的重要史学论文七十九篇，编为一钜册，题为「陈垣史学论著选」。此书都数十万言，六百四十余页，堪称陈氏史学论著的青华录。在这七十九篇论文中，有关佛教史乘的论著，计有十余篇；「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一文，即为其中之一。

　　玄奘这部「大唐西域记」，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六四六）七月写成的，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根据我国近代著名学者张君励教授的调查统计，此书已有十八种不同文字的译本流行，其为世界各国学者重视，于斯可知矣！印度阿利安民族，是一个不重视历史记载的民族，今天研究印度中古时代历史的各国学者，差不多没有人不读玄奘这部「大唐西域记」。在我国留学史上，玄奘是个伟大而优秀的杰出留学生，他在国外获得的无比荣誉与回国后留下的庞大不朽译绩，直到今天，在我国历史上仍然找不到第二人。一千多年前，当他记述在印度十七年求法期间，旅行见闻种种，那时也许并未想到，他的这部游记，会成为一千多后的世界名著。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正月，玄奘由印度回到中国，他去东都洛阳与唐太宗见面，谈到在印度十七年中见闻种种，唐太宗要他写成一部专书出来。「宜修一传，以示未闻。」（见「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这是「大唐西域记」的来因。玄奘去见唐太宗的目的，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赞助与支持，成立一个佛经翻译的译场，因为，他从印度带回了大量的梵文经典，想做有计画有组织的翻译工作。玄奘的这个构想与要求，得到唐太宗的嘉许，完全同意，并派中书令许敬宗负责其事，一切费用朝廷支给。徵召当时国内最优秀的著名僧侣二十一人，组织庞大严谨的译场，从事翻译。许敬宗在「瑜伽师地论」后序中说：「召诸名僧二十一人学通内外者，共译持来三藏梵本。」（见大正藏三十册二八三页下）大徵召的二十一人中，辩机便是其中之一。依据「开元释教录」记载，玄奘是于贞观十九年五月二日开始译经的，他在译经之余，并口述在印度十七年的见闻，指令文学才华最突出的辩机负责记录。陈垣教授「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便是指此而来。
　　关于辩机的历史，我在大藏经史传部里，曾经仔细地阅读寻找，所见不多，除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续高僧传」的玄奘传等，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之外，并没有他的单独完整传记。「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律师，也没有为他这位同在玄奘译场里共事的师友作专：后世的「宋高僧传」里，赞宁也没有为他作传。明白地说，在佛教的文献方面，辩机的历史资料，是不太丰富的。　不过，由于他是「大唐西域记」的撰录人，且在书末写了一篇二千多字的「记赞」，说明记录和整理的经过情形，因此，他的名字，随著「大唐西域记」的流传，而知名于世。
　　陈垣教授的这篇大文，是我第一次见到专以论述辩机为主的文章，基于对历史有著相当爱好的兴趣，过去我对辩机的历史料也做搜集工作，因此，我对陈氏此文，特别仔细地用心阅读多遍，低徊沉思，对其史料的采信，颇多不能同意。故作此文，略抒所见。
二
　　「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大抵为陈氏最得意的一篇精心杰作。如前所说，在佛教的文献方面。有关辩机的历史资料不多，陈氏能从零星的资料里将其搜集组织成篇，并旁及「新唐书」与「资治通鉴」之记载，论述辩机的种种，实在难得。毋怪陈氏曾将上文在多处发表，足见其对这珍爱。据此文末后编者「按语」说：
　　本篇先后发表于前「历史语方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一九三○年五月）及「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一九三一年一月）。一九五五年一月修订后，作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大唐西域记」一书的附录。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又校订一次。此次采用一九六三年本，并据原稿作了校订。（见该书二八七页）
　　从编者的按语中，我们知道陈氏此文先后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所谓「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我想大概是指「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集刊」吧？「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显然是指日本人出版的史学论集。最后，陈光又将此文「修订」以后，作为「大唐西域记」的附录，将与玄奘这部世界名著同享不朽之名。陈氏自一九三○年发表此文，到一九六三年做最后一次的「校订」，在这三十多年里，陈氏曾对此文做过二次修订。为什么要做「修订」和「校订」？作者本人没有说明，编者按语也未提及，我想，可能史料的问题多于文字上的改动吧？
　　由于辩机的史料不多，而陈氏能将此文写成一万余言，洋洋洒洒，引经据典，益显陈氏读书之博，撰述史学论著之能手。陈氏此文共分十四子题，兹引录于下，以见全文内容之一斑。

　　一、绪论　　
　　二、辩机之自述
　　三、「瑜伽师地论」后序之辩机
　　四、慧立口中之辩机
　　五、道宣口中之辩机
　　六、僧传中散见之辩机
　　七、「新唐书」辩机凡三见
　　八、「资治通鉴」中之辩机
　　九、辩机之略历及年岁
　　十、辩机与高阳公主来往之年
　　十一、辩机被戮之年及译经年表
　　十二、王鸣盛不信「西域记」为辩机撰
　　十三、同时是否有两辩机
　　十四、余论

　　就这十四个子题观之，除了前面「绪论」与末后「余论」之外，中间十二子题，为陈氏此文的纲要。综纲陈氏此文中心主旨，乃在说明辩机被杀之事；辩机的被杀，而且又是关涉到唐太宗第十七女高阳公主相恋所致。此事非属寻常，所以陈氏特从历史文献中搜集资料，撰写此一专文。陈氏是一天主教徒，他写此文的用心和目的，我们大抵可以猜测得到。
　　关于辩机被杀的事，在佛教的文献中没有记载，「旧唐书」也没有记载，只有「新唐书」与「资治通鉴」里始见记述。「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尽管在文字的使用上不尽全同，但其史料的来源却是相同的。至于「新唐书」的史料是根据什么而来的？是朝廷官方文书的记载？还是私人的著作所记？其可信度又是如何？「新唐书」作者没有说明，我们无由知道。不过，由于佛教文献与「旧唐书」没有记载，我们对于「新唐书」史料的来源不能不持怀疑。如果辩机被杀的事，是属朝廷的官方文书所记载，我想「旧唐书」一定会将之记入的，在佛教文献方面，也会多多少少见到一些记述的。如果「新唐书」的史料是来自无稽的野史，则其历史的价值及其可信的程度如何？也就不言可知矣！
　　现在我们先将记载辩机被杀的「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文字，一一引录于下，而后再加以分别论述，提出我们的看法和怀疑之点。

　　「新唐书」八十三卷「高阳公主」的传记：

　　合浦公主，始对高阳。下嫁房玄龄子遗爱。主，帝所爱，故礼异它婿。主负所爱而骄。房遗直以嫡当拜银青光录大夫，让弟遗爱，帝不许。玄龄卒，主导遗爱异赀，既而反替之，遗直自言，帝痛证主，乃免。自是稍疏外，主怏怏。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金宝神枕，自言主所赐。初，浮屠庐主之封地，会主与遗爱猎，见而悦之，具帐其庐，与之乱，更以二女子从遗爱，私饷亿计。至是，浮屠殊死，杀奴婢十余。主益望，帝崩无哀容。
又浮屠智助迎占祸福，惠弘能视鬼，道士李晃高医，皆私侍主。主使掖廷令陈玄运伺宫省社祥，步星次。永徽中，与遣爱谋反，赐死。显庆时追赠。（见中华书局「新唐书」三六四八页）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三年之末，也有与此相似之记载：
　　散骑常侍房遣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公主骄恣甚，房玄龄梦，公主教遗爱与兄遗直异财，既而反替遗直。太宗深责让主，由是宠衰，主怏怏不悦。会御史劾盗，得浮屠辩机宝枕，云主所赐。主与辩机私通，饷遗亿计，更以二女子侍遗爱。太宗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余人，主益怨望，太宗崩，无戚容。上即位，主又谋黜遗直，夺其封爵，使人诬告遗直无礼于已。上令长孙无忌鞫之，获遗爱及公主反状。

　　我们对读「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这二段记载，虽然「资治通鉴」在文字的表达上与「新唐书」不尽全同，内容上也有省略之处，但其史料的来源，二者却是同一的，这是可以肯定的。

　　「新唐书」除了高阳公主的传记，记载到辩机被杀的事，此外，在第九十六卷房玄龄的传记末后，写到房遗爱的事，也有相同的记述，我们引录如下：
　　次子遗爱，诞率无学，有武力。沿高阳公主，为右卫将军。公主，帝所爱，故礼与它婿绝。主矣蹇，病遗直任嫡，遗直惧，让爵，帝不许。主稍失爱，意怏怏。与浮屠辩机乱，帝怒，斩浮屠，杀奴婢数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时，出遗直汴州刺史，遗爱房州刺史。主又诬遗直罪，帝敕长孙无忌鞫之，乃得主与遗爱反状，遗爱伏诛，主赐死。遗直以先动免，贬铜陵尉。诏停配享。（见中华书局「新唐书」三八五八页）

　　「新唐书」房遗爱的这段文字，我们与高阳公主传记的那段文字来对照，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在同一作者宋祁的笔下，只是将一椿事件分别写在二处而已。「旧唐书」第六十六卷房玄龄的传记末尾，也写到房遗爱的事，可是，其中没有提及辩机的事，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也将「旧唐书」的文字引录于下，以作二者对照：
　　子遗直嗣，永徽初为礼部尚书、汴州剌史。次子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官至太府卿、散骑常侍。初，主有宠于太宗，故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婿礼秩绝异。主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对爵，永徽中诬告遗直无礼于已。高宗令长孙无忌鞫其事，因得公共场所与遗爱谋反之状。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诸子配流领表。遗直以父功特宥之，除名为庶人，停玄龄配享。（见中华书局「旧唐书」二四六七页）
　　就上面引录的文献资料来看，辩机与高阳公主相恋而被杀的事，只见于「新唐书」与「资治通鉴」，不见于「旧唐书」。「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如前所说，其史料都是属于同一来源，不能做为彼此互证；至于以后出现的史书，其中或有所记，都是根据「新唐书」而来的，不能用作文献资料的旁证。「旧唐书」没有高阳公主的传记，在房遗爱一段文字里，也未说到辩要屿高阳公主之恋而被杀的事，「新唐书」的列传作者——宋祁，不知道根据什么史料而记载此事的？陈垣教授也没有能够为之找出证据来，仅仅在文章里说：「「新唐书」所得新史料，而据以增入者也」。「新史料」是根据什么典藉而来的？其可信的程度又是怎样？陈氏未能为这详细说明，这是值得令人起疑的。
　　根据一般研究历史的常情而言，除了属于当事者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手写与口述），具有绝对可信的价值之外（此指忠于历史的诚实者而言），至于其他后出的资料，必段要再寻找有关的文献记载作为佐证，才被认作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其他文献记载证明的资料，在一个研究历史者的眼里，至多将这种孤独的资料认作一个孤证，文献中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并不意味著它就是历史的事实。陈氏所谓「新唐书所得新资料」，这个「新资料」是向缺少其他文献来作佐证的。「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与宋祁，都是尊孔排佛的，「旧唐书」的方伎传书，原有玄奘、神秀、一行的传记，到了「新唐书」列传作者宋祁的手里，竟被全部删去，而独对高阳公主与辩机的事，一再地予以记述，宋祁的这种心态，我们可以完全清楚的。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唐书」前面「出版说明」中指出：
由于「新唐书」的撰修后于「旧唐书」，故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穆宗以下又无电视剧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驻史等资料。（见中华书局「新唐书」一二页）
　　一个为正统历史撰写史书的人，为人立传，竟然采用了小说、笔记、野史等资料，其传记的价值及其历史的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后人曾作「新唐书纠缪」一书，我们由这个书名，可以看出「新唐书」的史实，并非百分之百分的完全正确。说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为司马光也是以中国儒家为本位，属于尊孔排佛一类型的人，「宋史」第三三六卷司马光的传记，明白地写道：「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见中华书局「宋史」一○七六九页）「不喜释老」，充分地说明了司马光与宋祁之流是同一鼻孔出气的人。司马光与宋祁是同时的人，只是宋祁出生比司马光早二十四年而已。当宋祁的晚年（宋祁活到六十六岁）撰写「新唐书」列传期间，也正是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的时代，二人的史料互相引用，「资治通鉴」的史料来源，我们也就无用深究了。

　　三
　　「新唐书」的高阳公主传记，记载辩机被杀的事，虽然在历史文献中属于一个孤独的资料。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强有力的足以推翻此一资料的文献之前，当然不容许我们排除它所代表的真实性。佛教的文献资料没有辩机被杀的记载，「旧唐书」也未提及此事，不过，我们从道宣的「续高僧传」中没有辩机的传记，感到非常怀疑，按照一般常情而言，道宣应该要为辩机写传记的。因为，贞观十九年，他与辩机都是被徽召到玄奘的译场参加译经，谊兼同事；辩机在「大唐西域记」末后的「记赞」里，也叙述了一点自己的历史，而且，他们又同住长安，彼上也许早经慕名而相识；既非生疏，又非缺乏资料，以道宣这个著名的历史学者，为佛教保存历史资料而撰写「续高僧传」，他似乎没有理由不为辩机作传的。「续高僧传」里竟然没有辩机的传记，其中当然有著不寻常的原因，我们再「新唐书」高阳公主传记，经过思考与联想，自己也不能完全排除辩机没有被杀的可能性。不过，从现存的各种文献资料来做分析研究，我们想要说明的，辩机的被杀，是否真如「新唐书」所说因与高阳公主私通而被杀？还是唐太宗误听传言一时震怒未经调查清楚面遭误杀？被杀虽然是同一事实，但是，因为其原因不同，有关当事者名节甚大，我们不能依据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研究分析论述此事。陈氏的文章，完全相信「新唐书」所记，我们从文献资料的分析研究所得，与陈氏的看法不尽相同。
　　辩机被徵召到玄奘译场参加译经工作，当时的征选条件，订得非常严格，许敬宗在「瑜伽师地论」的后序里，也约略地提到：「召诸名僧二十一人学通内外者，共译持来三藏梵本。……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见大正藏第三○册二八三页下——二八四页上）明白地说，当时被征召的人选，不但在内学与外学上要有相当根基，同时，在品德戒行方面，也必须具备相当标准，才够资格选进译场，参与译经工作。辩机能够被征召到译场工作，证明他已经具备了征召的条件，绝对不是一个有学而无德行的人。玄奘于译经之余，特地选择辩机为「大唐西域记」的记录人，这也显示了辩机的文学造诣已被玄奘所赏识。翻译「瑜伽师地论」一百卷，虽然奉旨笔受的共有八人，但是，辩机担任了「摄抉择分」三十卷（即第五十一卷至八十卷）的笔受工作，在翻译的数量上，辩机是属第一的。许敬宗「序文」也说：「摄抉择分，凡三十卷，大总持寺沙门辩机受旨证文。」（见大正藏第三○册二八三页下）玄奘如此器重辩机，显然地，辩机的品德才华，也是有被值得重视的地方。辩机的成就与突出，并非无因而获致的，大部分由于自身的努力与遇逢明师教导的双重关系的所致，关于这一点，他在「大唐西域记」的「记赞」里说得很明白：「辩机远承轻举之胤，少怀高蹈之节，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之弟子。」（见大正藏第五十一册九四七页上）辩机是道岳的弟子，道岳是位著名的「俱舍论」学者。我在拙作「关于解深密经圆测疏全本之出版」一文里，曾经这样说过：「圆测没有师事玄奘之前，他早已从法常、僧辩受学。法常和僧辩，是出自道岳的门下，道岳的师父是道尼，道尼是真谛的及门弟子。当真谛的得意弟子智恺去世之后，以道尼为首的十二人，曾在真谛面前立誓弘传「摄论」与「俱舍」。」真谛在广州译出的「摄大乘论」与「俱舍论」，能够弘传到北方，以致成立宗派，都是道尼他们的功劳。道尼从道尼研究俱舍学，成为著名的萨婆多部学者。辩机依道岳出家，所谓「名师出高徒」，在道岳的教诲与启导下，成就了辩机的非凡成就。
关于辩机的被杀，陈氏依据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玄奘译经年表，推算是在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三月二十日以后，至贞观二十三年（六四九）初之间遇难的。因为，贞观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辩机译完「天请问经」一卷之后，玄奘的译经年表上，就没有辩要贩名字，而唐太宗殆在贞观二十三年的五月，辩机被唐太宗下令杀害，当然是在这段期间。不过，辩机的遇难，是否与高阳公主私通有关，我们从现存的佛教文献资料上而做逻辑学上的推理分析研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论据是：辩机与高阳公主私通，就辩机本人而言，这是犯了出家的根本大戒，为佛门大众所不许，依据僧制，应该摈出僧团，勒令还俗。辩机又是因此事而被唐太宗震怒下令杀害，此事更是非同小可，影响佛教声誉至大且钜。何况，辩机不是一个普通僧侣，他是一位「学通内外」的「名僧」，奉令征召在译场译经，身分特殊，而其所牵涉的对象，又是唐太宗最钟爱的女儿，这种事件，如用今天新闻学的术语来说，是一个具有震撼性的社会热门新闻。社会的知识分子，针对此事的发生，一定有人为文评述；佛教界的僧俗二众，当然也会有人为文指责，甚至要求僧团做「自清」运动；朝延的官方文书，自然也有详细的记载。可是，有关这类文献资料，如今完全不见，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如果说，在封建的专制君主时代，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因为此事涉及到皇室人员在内，为了维护皇室人员的名誉与尊严，不许做任何文字的记述。但是，事实并不尽然，在辩机被杀的十多年后，出现在佛教文献中的记载，依然将辩机的名字记入，丝毫没有加以责备或贬抑，这是出乎常情之外的。由于辩机的名字在其死后再度出现，当然会使人忆及他的死是与皇室有关的，可是，皇室也没有人追究此事，这也是不寻常的现象。现在我们且看佛教文献资料的记载。
　　玄奘是在唐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圆寂的，慧立在「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慈恩传」里，对于参加玄奘译场的人员记载最详，其中证义大德十二人，缀文大德九人，字学大德一人，证梵语梵文大德一人。所谓「缀文大德九人」，他们是：
　　西京普光寺沙门楼玄
　　西京弘福寺沙门明睿
　　西京会昌寺沙门辩机
　　终南山丰行德寺沙门道宣
　　简州福聚寺沙门靖迈
　　蒲州普救寺沙门行友
　　蒲州楼岩寺沙门道卓
　　幽州昭仁寺沙门慧立
　　洛州天宫寺沙门玄则
　　慧立在辩机遇害以后，仍然写出了他的名字。
　　我们再看道宣所写的：麟德元年（六六四），道宣「奉敕」撰写「大唐内典录」十卷完成，呈献给唐高宗，他在该书卷五书写道：
　　奘以贞观十九年躬谒文帝，异伦礼接，仍敕名德沙门二十余人，助辑文句，初在弘福翻经，公给资什，沙门蜜润等证义，沙门行友等缀文，沙门辩机等执笔。及慈恩创置，又移彼参译。（见大正藏第五十五册二八三页中）
　　玄奘于麟德元年圆寂，道宣在「续高僧传」卷四里，写过一篇长传，其中说到：
　　帝（唐太宗）曰：自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所须人物吏力，并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奘）既承明命，返迹京师，遂召沙门慧明、灵润等，以为证义；沙门行友、玄颐等，以为缀辑；沙门智证、辩机等，以为录文；沙门玄模，以证梵语；沙门玄应，以定字伪。其年五月，创开翻译「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余为执笔，并删缀词理。……又复旁翻「显扬圣教论」二十卷，智证等更迭录文；沙门行友，详理文句，奘公于论重加陶练。次又翻「大乘对法论」一十五卷，沙门玄颐笔受。微有余隙，又出「西域传」一十二卷，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纰前后，兼出「佛地」、「六门」、「神咒」等经，都合八十许卷，（见大正藏第十册四五五页上）
　　根据上在引录的文字来看，道宣在「大唐内典录」与「玄奘传」里，虽然几度提及辩机的名字，丝毫没有对他有著责备和贬抑的意味。道宣的这些文字，都是写在辩机遇难后的十六七年，大家对于辩机被杀的事记忆犹新，为什么道宣与慧立还要将辩机的名字一再地提出，他们的目的和动机如何？这是值得耐人寻味的。尤其是道宣的文字，我们更不能等闲视之加以忽略。因为，道宣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历史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精研戒律守持僧戒的有名的「律师」。中国佛教律宗，其传承发展的流派，虽然有著三个系统，而影响后世最深的「南山律宗」，便是以道宣为主体而发展建立起来的。如前所说，辩机的被杀，果真是与高阳公主私通有关，对辩机个人而言，这是他应得的惩罚；但对佛教而言，因他的被杀，而使整个佛教名誉蒙羞，损害至大。道宣与慧立，不论他们与辩机的私人友谊多么深厚，但是，站在一个知识份子理性主义的立场，尤其是道宣律师的持戒精神，对于事情的权衡轻重，以及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我想，我们的道宣律师不会受著感情的冲动而盲目地一再地将辩机的名字写在他的文章里面。就道宣的文章而言，他也不一定非写辩机的名字不可，参加玄奘译场的缀文者共有九人，道宣只要随便举出一二人做代表就可以了，为什么道宣不此之图，偏偏要举辩机为代表？道宣的这一作法，是经过他的深思熟虑之后才决定的，他一再地写出辩机的名字，不是为佛教现丑，其目的是向杀害辩机的统治者做无言的愤怒与抗议。
明白地说，辩机的被杀完全是冤曲，辩机与高阳公主之间是清白的。道宣与慧立是当时的见证人。因为如此，他们才肯这们做的。但是，鉴于当时统治者的权力，个人的生命安全因素，道宣不便公然地为辩机作传，向统沼者提出抗议，只要在其他的适当地方，道宣却不肯放弃机会，一再地提示辩机的名字，他为亡友「鸣冤」的心情，至为显然。道宣的这一作法，真是「用心良苦」的了！
　　当道宣在文章中记述辩机之名及辩机之事的时候，那时下令杀害辩机的统治者已经死了，由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继任皇位，唐高宗对于这位同父异母所生的皇妹与与辩机之间事件真相，当然知道一清二楚，所以，道宣在「奉敕」撰写的「大唐内典录」里，毫不隐讳公然地写出辩机的名字，唐高宗对于此事，认为只要不使他的亡父过分难堪，也就默认了这一事实，不予追究。这是我们就佛教文献资料所做的分析研究。

　　四
　　唐太宗为如何杀害辩机？我们就「新唐书」高阳公主的传记，也能寻找到原因。房玄龄是唐代的开国功臣，唐太宗为酬谢其功劳，封爵给他的长子房遗直为银青光录大夫，关将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嫁与其次子房遗爱为一妻。可是，这位有著特殊身世背景的高阳公主，倚仗著父皇平日对她的宠爱，要她的夫兄对爵位让与她的丈夫，形成了家族之间的剧烈战争，房遗直受不了弟妇的压力，只有向现实低头，恳求唐太宗准许他让爵的意愿。唐太宗顾全大体，不许房遗直辞爵，而对自己女儿近乎胡闹以深责，往昔宠爱逐渐疏淡，构成了父女之间的一个「心结」。后来由于御史劾盗，知道金宝神枕又是女儿送与辩机的，加上过去的「心结」，未经查明，在一声震怒之下，而将辩机杀害。唐太宗这一手法，主要是用来震慑教训他的女儿，表示父皇的权威。后世记述此事的，自己自然而然加上男女关系在内，使辩机虽然被害而含冤莫白。
　　也许有人认为，唐太宗是个佛教徒，修建许多佛寺，护持佛教，对玄奘以及其他高僧的礼遇，资助译经事业，这样的一个贤明君主，如果没有十足的事实证据，怎么会去杀害一个名僧辩机？我们从历史的研究上，这是一般人的一个错觉，并不真正了了解唐太宗。其实，唐太宗不是一个佛教徒，他根本不信佛，在「旧唐书」的萧禹传记里，唐太宗曾经作过露骨的坦白表示。萧禹是梁武帝的玄孙，昭明太子的曾孙，其妹为隋炀帝的皇后。原在隋朝做官，后来因事忤于炀帝，逐渐疏远。隋末之乱，萧禹受唐高祖之召，襄助唐室，忠心耿耿。高祖曾说：「得公之言，社稷所赖。」「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见「旧唐书」卷六十三，二四○○页）太宗即位，萧禹继续襄赞为官，太宗并将其女襄城公主配于萧禹之子萧锐为妻。「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这是唐太宗赠与萧禹的诗句。太宗赞誉萧禹说：「卿之守道耿介，古人无以过也。然而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见「旧唐书」卷六十三，二四○二页）贞观十七年（六四三），太宗亲征辽东，「以洛邑冲要，襟带关河」，特以萧禹留守洛阳宫。其信任之专，付托之重，于此可见。萧禹是一虔诚的佛教徒，后来年老请辞出家，唐太宗说：「知公素爱桑门，今者不能违意。」不知何故，萧禹过了一会，又说：「臣顷思量，不能出家。」因此，唐太宗颇为震怒，明白地告诉萧禹说：
　　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只，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领腾烟，假余息于熊蹯，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见「旧唐书」卷六十三，二四○三页）
　　「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这是唐太宗的真心自白。他为佛教修建寺院，资助译经事业，如用现在的术语说，这是他表演的一套政治「秀」。因为，自魏晋以还，佛教逐渐在中国民间生根，上层的士大夫阶级，乃至下层的庶民，大多信仰佛教，这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从事政治运作的统治者，当然知道「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道理，为了安定民心，治理国家，在外表上不能不做出信仰佛教姿态，而其真正的内心，则又是一套。就在唐太宗与萧禹讲出这段真心话之后，大约过了一二年，玄奘译完「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呈请唐太宗作序。唐太宗当著群臣之前，挥毫写下著名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洋洋洒洒，七百八十一字的大文，读其序文，使人不能不相信他对佛典有所涉猎，属于佛门人士。即连我们著名的史学家陈垣教授，也不能不惊异唐太宗的善变而感到「不可思议」！他为了震慑教训一个骄横跋扈的女儿，杀害一个辩机又算得什么呢？
我们再就「新唐书」高阳公主传记研究分析，其中也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
　　第一、高阳公主是个有夫之妇，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很好，才会向房遗直争夺已封的爵位。这样的一个女人，又陪著丈夫一起出外狩猎，身边的婢女一大堆，怎么一下子会跟陌生的辩机发生私通关系？他的丈夫房遗爱，据「新唐书」所记，「诞率无学、有武力。」显然是个孔武有力粗线条的人，关非一个弱书生，他怎么能够容许自己的妻子跟人私通，不予干涉，天下宁有这样的丈夫吗？
　　第二、辩机是参加玄奘译场经的，当然住在译场里面。据他在「大唐西域记」的「记赞」里说：「为大总持寺萨多部道岳法师弟子。」许敬宗「瑜伽师地论」后序也说：「大总持寺沙门辩机。」慧立的「慈恩传」记他：「西京会昌寺沙门辩机。」从这些文献资料显示，辩机最初是住在长安「大总持寺」，而后迁移到「会昌寺」。「新唐书」说他在「卢主之封地」与高阳公主私通。「卢主之封地」在什么地方？陈垣教授，也没有能够为之考定出来，他的大文中只说：「其寺必在郊垧可猎之地，盖另一伽蓝也。」（见「陈垣史学论著选」二七七页）我想，这大概是陈氏个人的想像猜度而已。大总持寺是在长安西南的永阳坊，会昌寺是在长安西北的金城坊，二寺都在城内，有名有址可寻。唯有「卢主之封地」，不知在何处？在佛教的文献资料中，没有见过这个地名，「新唐书」的新史料，不知是根据什么而记载的？我们更不知道辩机是在何时移住到这个地方来的？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玄奘成立译场，规模组织庞大，人事制度谨严，参加的人员，生活起居作息，都在译场里面，过著集体的生活。玄奘规定时间译经，参加翻译的人，当然必须出席；辩机既被选进译场，也不得例外，必须与大众过著严肃的团体译经生活，没有个人随便外出的自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辩机怎能私自离天译场而到「卢主之封地」与高阳公主私通？事实上有这种可能吗？唐太宗指派中书令许敬宗为译场的监译人，负责综理一切事务，与大众朝夕相见，时非一日，由其亲自所见种种，所以才在「瑜伽师地论」后序写道：「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欣承嘉召，得奉高人，各•幽心。」这是许敬宗发自内心的称赞。辩机从道岳出家，道岳是一有名的「俱舍」论师，对「摄论」也有研究，尤重戒律，辩机在其苦心孤诣身教与言教并重的多年教诲培植之下，才以学德俱优，「戒行圆深，道业贞固」入选于玄奘译场，追随明师高人翻译。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薰陶出来的人才，怎能做出无德败行毁破根本大戒的事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第三、根据「新唐书」所记，辩机与高阳公主私通的唯一证据，是高阳公主送给辩机的「金宝神枕」。就一个出家的宗教师而言，接受一般信众的金钱与物质的供养，那是很平常的事，并不能视为私通的唯一证据。古今中外各宗教的宗教师，其生活经济与物质的来源，都是依靠著信众的供养。从高阳公主的传记来看，她不仅认识辩机一人，智助、惠弘，以及道士李晃等，都是跟她常有往来的。由此可知，高阳公主是对佛教与道教有信心的。她送的「金宝神枕」给辩机，究竟是以什么心意机时送的？是基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成分？还是将辩机视为有德有学的宗教师，以虔诚的恭敬心而供养的？抑是她早经皈依辩机，出自一个在家弟子对一个出家皈依的敬献？对于这些，「新唐书」没有说明。虽然，我们不能知道高阳公主送「金宝神枕」给辩机的真正心意所在，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一个在家女子送东西给一个出家的宗教师就肯定它是男女私通的唯一证据！假如这样，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宗教师，不直接或间接接受妇女供养的，那么，岂不是都成了私通的证据吗？这样的看法是合情合理吗？
　　第四、「新唐书」所记，唐太宗死，高阳公主没有「哀容」，陈垣教授认定这是与辩机被杀有关。陈氏的这个看法，我认为完全是他的自由心证，联想辩机与高阳公主私通而来的。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研究高阳公主「无哀容」的原因，「新唐书」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一、高阳公主要她的夫兄房遗直让爵给的她丈夫，唐太宗没有许可；二、房玄龄死了，她又主使丈夫与房遗直分产，又没有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而且，引起唐太宗对她的反感和痛恨，过去的宠爱之情也就没有了。由于这二个因素，形成父女之间感情的疏远而近似破裂，留下一个潜在的心结。一个从小受到父皇宠爱的小公主，在皇宫里属于天字第一号的人物，要怎样就怎样，一切随心所欲，谁也不敢公然地违抗她，就连她的父皇，也是处处迁就满足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养成她骄恣的蛮横个性。现在离开了皇宫，做了人家的妻子，但是，过去的公主个性并没有改变，自己想要做的事，想不到父皇突然改变了向来迁就她的态度，不但不能满足支持她达到目的，还要当著丈夫和夫兄之前，严厉地责备她，使她的高贵尊严，一再地受到损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她能受得了吗？她能不对联父皇痛恨吗？唐太宗死她没有哀容，就心理学来分析，正是这种潜在的报复心理的自然反映，怎么能说是与辩机的被杀有关呢？孔子曾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高阳公主对唐太宗的死「无哀容」，这正是说明了因为唐太宗的责骂与疏远造成了她的怨恨之心。
假如把这种怨恨之心形诸于外的「无哀容」，看作是跟辩机被杀有关，我们只能说，这是她对辩机的内疚与愧歉；辩机的死，是因为她送「金宝神枕」，「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痛恨父亲的暴力行为。辩机死了，唐太宗也死也了，为什么高阳公主还要向她的皇兄——唐高宗诬告夫兄对她？结果，诬告不成，未能达到她的预期目的，因此，反而查出了她与丈夫谋反的证据，这又是为什么？难道这也是为了辩机的被杀？陈氏研究历史，应该多用客观的态度分析发展演变的真相，不要照著自己想像的框框，去做自由心证的附会，那就有失研究历史的公正性了。

　　五
　　关于辩机与高阳公主的年岁问题，陈氏文章中所做的推定，我们不能同意。虽然陈氏文中，引用了一大堆的典籍资料，外表上看来好像有根有据，实质上完全是陈氏想当然的自由心证。为了免于断章取义之嫌，不惜多花一点笔墨，将这段全文引录于下，再作论说。
　　译经以前之辩机，无甚可考。据辩机自述，年方志学，为大总持寺道岳法师弟子。道岳「续高僧传」（卷十三）有传，云：「贞观八年秋，皇太子召诸硕德集弘文馆讲义，兵广开自衢术，神旨标被。太子顾曰：「何法师？若此这辩也。」左庶子杜正伦曰：「大总持寺道岳法师也。」太子曰：「皇帝为寡人造寺也，广召名德，今可屈知寺任。」屡辞不免，遂住普光。以贞观十年春二月，卒于住寺，春秋六十九。」道岳既以贞观八年秋后，移住普光，贞观十年二年卒，则辩机之道岳，最迟亦当在贞观八年，因辩机是在大总持寺从道岳，不在普光寺从道岳也。假定辩机果真果以贞观八年十五出家，至贞观十九开始译经之时，亦当年二十六。
　　更证以同时译经诸僧年岁可考者，由武德五年玄奘二十一岁，贞观十九年，玄奘四十四岁。据「宋高僧传」卷十四「道宣传」：「乾封二年十月卒，春秋七十二」，则贞观十九年，道宣五十岁。又据「宋高僧传」卷十七「慧立传」：「年十五，贞观三年出家」，则贞观十九年，慧立三十一岁。道宣、慧立，与辩机同为贞观十九年开始译经时缀文大德九人之一，道宣行辈较老，慧立与辩机行辈相若。辩机既为公主所悦，则谓其被杀之日，年在三十左右，即后有新史料发见，亦当无大误。且唐太宗卒年，据「旧书」本纪，年五十二，太宗有二十一女，高阳公主在「新书•公主传」中排十七，太宗卒年，公主亦谅不过三十。更证以「旧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显庆四年，许敬宗奏长孙无忌谋反，帝曰：「我家不幸，亲戚频有恶事，高阳公主与朕同气，往年与房遗爱谋反，今阿舅复如此，使我惭见万姓。」敬宗曰：「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得成事。无忌与先朝取天子，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云云，则公主与遗受、辩机，皆同属青年，可断言也。（见「陈垣史学论著选」二七六——二七七页）
　　陈氏的这段文字，主要是推定辩机与高阳公主年龄相若，证明他们具有私通关系。不过，陈氏的这种推定，并非以历史资料为主来推定的，实则出自他的自由心证。我们先就辩机年龄而论。辩机与「大唐西域记」的「记赞」里说：「年方志学，抽簪革服，为大总持寺萨婆多部道岳法师弟子。」「年方志学」，当然是根据孔子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来，辩机十五岁出家是对的。至于他是那一年从道岳出家？他自己没有说明。陈氏据「续高僧传」道岳的传记，说明道岳在贞观八年（六三四）秋，应皇太子请去任普光寺住持，离开大总持寺。道岳在普光寺担任了二年住持，在贞观十年就圆寂了，那年六十九岁。辩机既然说「为大总持寺道岳法师弟子」，因此，陈氏推定辩机从道岳出家，最迟是在贞观八年。不过，在研究历史上做这种推定，本是用在不知道年代的一种最保守的推定方法，但是，这种保守的推定，并不代表它就是真正的事实，更不能肯定辩机就是贞观八年出家的论据。因为，据「续高僧传」说，道岳是在隋炀帝大业十年（六一四）住到大总持寺的，从大业十年到贞观八年，他在大总持寺住了二十三年，在这二十三年里，究意他是那一年收辩机出家的，没有明文记载。陈氏为了写作此文，达到他自由心证历史的目的，他认定辩机就是贞观八年从道岳出家，从贞观八年到贞观十九年，辩机二十六岁，参加译经。而辩机的被杀，是在贞观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那时辩机正好是二十九岁至三十岁。我们看陈氏文中说：「辩机既为公主所悦，则谓其被杀之日，年在三十左右，即后有新史料发见，亦当无大误。」陈氏肯定辩机的被杀，年在三十左右。而且，他还说得非常自负，「即后有新史料发见，亦当无大误。」我想，陈氏的唯一的依凭，大抵是从慧立的年龄推算得来的。慧立贞观三年（六二九）十五岁月出家，贞观十九年（六四五）三十一岁参加译经。辩机小其五岁，年龄相若。除此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陈氏另外的历史依据。如果我们依照陈氏的这种推定方法，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辩机是在隋炀帝大业十年（六一四）从道岳出家，贞观十九（六四五）四十八岁，参加译经。年龄与道宣相若（道宣五十岁参加译经）。他的被杀之日，年在五十一二左右，即后有新史料发见，亦当无大误。」这不是成了我的历史推定论据吗？所以，我不赞成陈氏这种近似武断的历史论证，原因也即在此。
陈氏毕竟不是一个佛教徒，对于出家的僧制，还是非常隔膜生疏的。依据佛制，一个进入佛门出家的人，年满二十受戒，受戒后，「安居」（结夏安居）五年，学习律仪生活，培养戒行与德行，而后寻师参访游学。辩机十五岁出家，假定他是二十一岁受戒，五年安居，正好二十六岁。那时他还是一个新学比丘，他怎么能够有资格被征召进译场，参加佛经的翻译工作？即以慧立而言，他是出家十六七年后，三十一岁才进译场的。辩机为玄奘器重，指令他记录「大唐西域记」，担任「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三十卷的缀文工作，显见他在文学与佛学方面的造诣很深，这样的学养成就，是要经过多年的努力才能获致的。许敬宗的「序文」赞以「戒行圆深，道业贞固」，这岂是一个出家十一年二十六岁的新学比丘所能具备的？我们按照合理的立场来推定，辩机参加译经，至少是在三十五岁左右，经过二十年的出家修学生活，知名于当世，才被征召进译场的。以此推定，辩机的出家之年，当在武德九年或贞观元年之间；至其贞害之年岁，约为三十八九。
　  其次，再就高阳公主的年岁而论。「旧唐书」与「新唐书」，均未记载高阳公主明确的生卒年月。「旧唐书」只说：「永徽中……因得公主遗爱谋反之状，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见「旧唐书」六十六卷，二四六七页）「新唐书」说：「永徽中，与遗爱谋反，赐死。」（见「新唐书」八十三卷，三六四八页）依照两种唐书所记，　我们只知道高阳公主死在高宗的永徽中，究竟是永徽何年？无由得知。「资治通鉴」永徽三年末，有「获遗爱与公主反状」，但示方及其死，我们姑且以此推定，高阳公主是死在永徽三年（六五二）。只知死年，未知生年，我们仍然无法获知高阳公主的年岁。陈氏文中，却明白地为我们指出：「且唐太宗卒年，据「旧书」本纪，年五十二，太宗有二十一女，高阳公主在「新书公主传」中排十七，太宗卒年，公主亦谅不过三十。」「太宗卒年，公主亦谅不过三十」，我们委实不知道陈氏此说是根据什么历史资料而来的？除了他想当然太宗二十二岁生高阳公主的这一自由心证之外，是毫无历史根据的。现在我对陈氏所说的高阳公主的年岁作一历史的分析论述。
　　据「新唐书」卷八十载，唐太宗有十四子；同书卷八十三载，太宗有二十一女。合计太宗共有三十五人。高阳公主在诸女中排行十七，若加太宗诸子在内，依其出生顺序，则高阳公主至少排行在二十名之外。太宗死时五十二岁，高阳公主业经三十，太宗仅长公主二十二岁。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人，就有了二十多个子女，事实上有此可能吗？我在「旧唐书」五十一卷的后妃传里，长孙皇后是在十三岁嫁与太宗的，贞观十年（六三六）三十六岁去世，那年太宗三十九岁，仅大长孙皇后三岁。太宗十六岁结婚，至二十二岁，其间只有六七年；六七年里，他竟然生育了二十多个子，谁能相信？后妃传里，太宗有一贤妃徐氏，八岁进宫，永徽元年二十四岁病故，其时太宗的第十七女高阳公主，已经三十一岁了，竟大徐妃六七岁，世间宁有此事？就太宗而言，他是中国历史上只有雄才大略的一位君主，文治武功盖世，贞观之治，出为史家所称道。其父高祖称帝之时，太宗年仅二十岁，为了协助其父争夺天下，东征西讨，广结贤豪。一心为天下的霸业书忙碌，在那段戎马偬倥的岁月里，他能够有闲情逸致沉学在娇妻美妾群中广事生儿育女吗？如照陈氏所说，太宗结婚初期的六七年里，竟然生育了二十多年子女，那末，他以后的三十年中，仅得十多个子女，从年代的比例上看，太宗以后的三十年里，岂不是守著修道者的「禁欲」生活吗？陈氏的「太宗卒年，公主不过三十」，完全是他的猜测，没有历史根据，更与实际情形不尽相符，难以令人信服。我想，陈氏除了尽量将辩机与高阳公主的年龄说成相若，证明他们私通的这一关系之外，大概没有其他目的吧！所以，陈氏才在他的那段文章中，作最后的总结说：「公主与遗爱、辩机，皆同属青年，可断言也。」
论到高阳公主的年岁，因为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不敢像陈氏一样，毫无依据的随便加以论断；不过，我们从其他文献资料中，大体可以推知道一些。长孙皇后是在十三岁时与太宗结婚的，徐妃选进宫中年方八岁，武则天进宫封为武才人是十四岁，从这些资料的记载看来，我们知道，唐初时代是盛行早婚制度的，高阳公主嫁与房遗家，可能也是十四五岁。高宗永徽三年，遗爱伏诛，公主赐死。「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的传记里，高宗与许敬宗谈到亲戚谋反的事，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得成事？」许敬宗既然讥称房遗爱为「乳臭儿」，想来房遗爱的年纪是不会太大的，恐怕才是二十出头吧！高阳公主与遗家年龄相若，大概也是二十左右吧？依据这样的推论，我想，高阳公主死时，大抵不会超过太宗徐妃的年龄，最多也是二十三四！如果按照陈氏的说法，太宗死进高阳公主三十岁，到了永徽三年，当然就是三十三岁了，遗爱的年龄与之相若，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尚被讥称为「乳臭儿」，那么，太宗二十九岁继承皇位，高宗二十二岁即位，岂不是更成了「乳臭儿」吗？陈氏的说法，完全凭著他的想像而来，对于史料的记载处理，缺少逻辑学的思维分析。假如我的推断不错，辩机与高阳公主的所龄，至少相差十五六岁。
　　从高阳公主与佛教和道教人士接近，在宗教的信仰上，她是将辩机视作一个学德兼备的师长来敬重的，所以她才赠送名贵的金宝神枕。至于她本人与辩机的关系，完全是清白的，并不如「新唐书」所记。关于这一点，我认为道宣写的资料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因为，他是一个严持戒律的律师，又是当时的见证人，对于事件的真相，他是知道最清楚的。他在辩机被杀之后所写的文献里，一再地特意地写出辩机的名字，丝毫不带责备，这是极不寻常的事。道宣的用意——为辩机辟诬，从他平实的表达中，后人也能完全明白过来。只是在封建的专制时代，限于当时的处境，他不能为辩机作传，这是最遗憾的。
　　我写此文，目的不是要为辩机「鸣冤」，也是不为他「平反」，更不是为他「恢复名誉」，只是读了陈氏的文章，不同意他那种披著历史的外衣而做自由心证的论断，以及他对于史料的处理采信，提出我们的一些不同看法而已。

　　六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我想，借此机缘，再说一点题外的感想。

　　谈到辩机被杀的事，不禁使我想起鸠摩罗什法师门下僧肇的一段传说。僧肇是京兆人，亲近罗什最久。当罗什还留在姑臧期间，僧肇便从长安到姑臧亲近罗什，后来姚兴派兵功打吕隆。吕隆不敌，而将罗什迎请到长安，僧肇也随著罗什回到长安，同在消遥园译经。罗什门下弟子众多，号称三千，其中有所谓「四圣」、「十哲」，无论在「四圣」或「十哲」之中，僧肇都是名列第一。僧肇留下一部「肇论」，这部「肇论」的价值，是有口皆碑，脍灸人口，直至一千五百余年的今天，仍为大众传诵研究，称赞备至。传说僧肇的死，是被姚兴下令杀害的。据说，姚兴有位妹妹（公主），爱上了僧肇。僧肇临受刑之前，还说了四句偈语：「四大原无主，五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三十多年前，我学习日文期间，曾在日本人的文章中，见到这个故事。想来这个传说故事已经流行很久了。可是，我从正统的史书里及佛教的文献资料中，没有见到僧肇被杀的记载。慧皎的「高僧传」卷六，有僧肇的传记，可是没有记载此事。其中记及姚兴对僧肇极其敬重，并将他的「肇论」，抄传给诸子侄。僧肇是三十一岁病故的，这是有历史可稽考的。因此，我想到僧肇被杀的传说，大抵是由辩机被杀的误传而来，将玄奘门下的故事，误为罗什门下的故事，把时间跨前了二百多年。
　　最近　，我读台湾出版的「十方」杂志，在该刊第六卷第五期里，读到南怀瑾的「禅学讲座」，其中「一钵千家饭的禅境」一节，他说到：「布袋和尚是隋唐以前的人，他经常背著一个大布袋，因而得名。他个子很大，相貌很丑，露著大肚子。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肚子弥勒佛像，就是他，可是比他本人漂亮得多。」紧接著在该刊第六卷第六期的封面上，印了一尊古典的彩色弥勒菩萨像，右上角印了一道布袋和尚的偈语：
　　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
　　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南北朝•布袋和尚

　　读了「南」文，再看了下一期的封面，证实了布袋和尚为南北朝人，一点没有弄错。当时，不禁使我拍案叫绝，惊奇不已，五代梁贞明时代的布袋和尚，竟然迈越了三四百年历史，成了南北朝时代的人，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佛教的文献里记载布袋和尚的地方很多，一般辞书也有记载，随便一查便可查到，为什么会将布袋和尚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一时想不明白。后来终于想通了。南北朝梁陈之际，有位傅大士（翕），传说为弥勒菩萨的化身，与布袋和尚的弥勒化身相似，大概是将布袋和尚代替了传大士。假如我的猜测不错，让我借用胡适之先生的一句话说，这是犯了「人身错误」的问题，也是犯了历史的错误问题。传大士的历史，在卍续藏经一二○册，有传翕语录四卷，记载是为详细。我在拙著着「弥勒信仰及其应化事迹」小书中，也有详细的介绍。天下事真是不可思议，由布袋和尚代替了傅翕，这与辩机被杀误传为僧肇被杀，岂非有著异曲同工之妙！
　　我与南怀瑾居士不相识，从未谋面，过去听印顺导师谈起，中日八年抗战期间，南在四川出过一段时期的家，后来还俗了。来台以后，南俨然成了一代宗师，许多出家的青年僧尼，前去依之修学，「南老师」一名，成了满天飞的名词。这种极寻常的历史，不应该犯错的而犯错，我对于这位一代宗师的南老师，不知道该作如何感想？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写于旧金山拉菲逸市。

再建议大家去本版块 http://fang.org.cn:81/read.php?tid=3785 中看看这个帖子：高阳公主与房家的未解之谜

四大原无主，五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够冤的！

    呵呵 房遗爱“ 诞率无学，有武力  ”是《新唐书》记载的，而非赵孜所言  ，炳林叔叔搞错了吧
   这赵孜写的书真不怎么样，看的我……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