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良相房玄龄
淄博六中 聂廷生
房玄龄（579—648），是我国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无论是在动荡的隋末战乱中，还是在治平的唐初贞观之治时，他“虔恭夙夜，尽心竭节”，“当官励节，奉上忘身”（《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为唐王朝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赫赫功绩，被史学家誉为一代良相。
秦王府中的重要谋士
房玄龄，名乔，字玄龄，隋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人，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八年(公元579年)。曾祖和祖父曾历任北魏、北齐官职。父亲房彦谦，勤勉好学，通涉《五经》，是魏、齐间山东著名学者，曾任隋泾阳令，所交往的知交王邵、李纲、柳或等，“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房玄龄自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尝随其父至京师，当时天下安宁，人们都认为隋朝国运久长，而年幼聪慧的房玄龄对父亲说：“隋文帝本无功德，是以诈术取得了天下，几个儿子也都骄奢淫逸，不仁不义，兄弟自相残杀。现在国家表面上好像是太平盛世，其实不久就要灭亡了。”十八岁时，本州举为进士，授羽骑尉。吏部侍郎高孝基素以知人著称，见了房玄龄后深感惊讶，对大臣裴矩说：“我见过的人很多，但从未见过如此之人，他将来必成伟器。”
公元617年，天下大乱，群雄蜂起。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隰城(今山西汾阳)尉的房玄龄，终于看准了时机，毅然脱离了隋王朝，拜谒李世民。“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公元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封李世民为秦王， 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
房玄龄投奔李世民后，一直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充当他的得力助手和重要谋士。房玄龄居秦王府十年，军符府檄，常常驻马即办，言辞简约，文意丰赡。高祖李渊评价说：“若人机识，是宜委任。每为吾儿陈事，千里外犹对面语。”李世民的军队每攻克一城，别人都忙于搜罗奇珍异宝，而房玄龄比别的文臣武将更有政治眼光，看得远，想得全面，独先收罗人才，荐于幕府。房玄龄对这些人以礼相待，用其所长，因而深得他们的敬重，“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后终成为股肱之臣的。《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杜如晦“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聪明识达，王佐才也”，原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后来要被调出，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中英俊被调出的越来越多，别人都不可惜。只有杜如晦聪明识大体，是个安邦定国的大人才。主人若还想着经营四方，取得天下，非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十分震动，感激地对房玄龄说：“你不说，我几乎失去了这个人才。”立即把杜如晦引到身边作为心腹人员。在击破王世充后，房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李世民曾说：“汉光武帝得到邓禹，门人更加亲近。现在我有了房玄龄，就如同光武帝有了邓禹一样。”也正是在房玄龄的竭心尽力下，李世民的麾下才拥有了大量的人才，为他以后的发展和夺取帝位奠定了基础。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渊因李世民功劳最大，封他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开天策府，设置官属。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兼大行台考功郎中。这时因为北方的窦建德、王世充等人的势力已被唐朝平定，战事已少，李世民便在皇宫西面开设了文学馆，招纳文学之士十八人为学士，号为“十八学士”，并命著名画家阎立本为“十八学士”画像，褚亮作赞词。房玄龄当时即为“十八学士”之首。十八学士分三班轮流到文学馆值班，每天一班。李世民在公事之余，常到馆中与他们讨论文籍，有时一直讨论到深夜。秦王府供给学士们精美的食品，待遇十分优厚。当时的官僚们把被选为学士看作是“登瀛州”。
玄武门之变中的赫赫功臣
唐高祖李渊统一全国后，皇室内部发生了尖锐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双方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斗争的目的是皇位继承权，斗争的最高潮是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一次著名政变——玄武门之变。
李建成虽立为太子，是皇位的继承者，但秦王李世民当年与高祖同在太原起义，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封为“天策上将”，位在百官之上。同时，周围又有房玄龄、公孙无忌、尉迟敬德、杜如晦等一大批文臣武将，勋德尤盛，势力强大。于是，太子李建成一方面加紧建立自己的军队“长林军”，强化自己的武装力量，一方面与李渊的四子、齐王李元吉以及后宫妃嫔相勾结，在高祖李渊面前诬陷李世民。一次，李建成邀李世民到东宫夜宴，在酒中放了毒药，喝酒后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背回西宫。府中震动，计无所出。看到这激烈的斗争形势，房玄龄实在有些按捺不住，对公孙无忌说：“现在太子与秦王的矛盾日益激烈，大乱必兴，不但会祸及秦王府，恐怕还会危及国家。我有一个计策，莫若让秦王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所谓“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就是劝李世民像当年周公除掉管、蔡那样除掉李建成、李元吉，才能使国家安宁。公孙无忌把这些话转告了李世民。李世民紧急召见房玄龄，和他进一步商量斗争对策。房玄龄、公孙无忌、杜如晦、高士廉等成了李世民谋划政变的核心人物。此时，房玄龄仍随府迁授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加文学馆学士。他们的这些密谋被太子李建成知道了，李建成看到房玄龄、杜如晦为李世民所亲遇，十分憎恶，屡次在高祖面前诬陷，因此房玄龄与杜如晦一起被斥逐。宫廷内部的权位之争日益激烈。
武德九年（公元625年）六月，突厥入侵，包围乌城，李建成荐李元吉代替李世民都督诸军北征，高祖从之。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目的是把李世民帐下的精锐之士都拉到自己这边来，削弱李世民的力量。李建成还与李元吉密谋：在为李元吉饯行时，使壮士杀死李世民，夺取权位，同时把尉迟敬德等也一起干掉。危在旦夕之际，李世民令公孙无忌密召房玄龄等速来密谋，房玄龄、杜如晦身着道士服，乘着浓浓夜色潜入府中。经过细致谋划，定在公元626年的6月4日起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在这次武装政变中，李建成、李元吉同时被杀。不久，唐高祖李渊自动退位，让位给李世民，改元贞观，这就是唐太宗。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论功行赏，以房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食邑千三百户。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对此不服，说：“义旗初起，我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甚为不服。”太宗说：“论功行赏，房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如同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李神通等人心悦诚服，无话可说。
贞观之治中的一代良相
贞观三年（公元 629年），唐太宗以房玄龄为左仆射，行宰相之职，与右仆射杜如晦、尚书右丞魏征参预朝政。此后直至去世的将近二十年中，房玄龄一直担任相职，是朝廷重大方针的谋划者和执行者。《贞观政要.任贤篇》中的一段话，大致概括评价了他贞观时期的功绩：“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
房玄龄在贞观之治中的作用，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精简官吏，改革吏治。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得国家治平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又是治国之要道。一次与唐太宗论治，他颇有感慨地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直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大宗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贞观元年，唐太宗为了加强中央集团的官僚统治机构，把隋朝的制度加以改革，提出“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主张。房玄龄执掌政务，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并定期对各级官员进行考查，赏罚十分严明。精减官吏的做法，既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元朝注释《贞观政要》一书的学者戈直，在评论贞观之治时，称道“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而省官之实施，功在房玄龄，因为他倾力实践了省官这一关系到唐王朝“长治久安”的第一要政，使唐朝很快出现了“中国既安，四夷即服”的局面。在选拔人才上，他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与房玄龄是政敌，但归顺李世民后，房玄龄一直与他相处融洽，成了太宗的得力助手。唐太宗写有《赐房玄龄》一诗 ：“太液仙舟迥，西园引上才。未晓征车度，鸡鸣关早开。”诗歌形象地颂扬了房玄龄为国求贤的耿耿忠心。
2、制定律令，务求宽平。在律令的制定上，房玄龄始终遵循了唐太宗“务在宽简”、“意在宽平”的原则，删繁就简，便于实施。唐太宗即位不久，房玄龄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后来，根据房玄龄的意见，又“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贞观十一年《唐律》书成，定律五百条，分为12卷，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旧唐书》卷五十《刑法志》）。接着，又删改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最终定留七百条，分为18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一代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
3、监修国史，修定礼乐。房玄龄对礼仪也非常精通。贞观二年，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房玄龄对封禅的仪式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房玄龄奉诏与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138篇，分为100卷，名为《大唐新礼》。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1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4、反对分封和攻伐。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但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种种不可，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消除了国家分裂之隐患。自贞观十六年(642年)开始，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对高丽进行了多年的战争，这一战争给人民带来很大负担，贞观十九年一次战役，仅战马就死掉了十之七八。“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尤宜诫慎。”（《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东征。这时房玄龄已经重病缠身，自知难愈，在“群臣莫敢谏，吾而不言，抱愧没地”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他上表劝谏唐太宗停止攻伐高丽：“今士无一罪，驱之行阵之间，委之锋镝之下，使肝脑涂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槥车，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变动阴阳，伤害和气，实天下之痛也。……臣愿下沛然之诏，许高丽自新，焚陵波之船，罢应募之众，即臣死骨不朽。”太宗见表，对房玄龄的儿媳妇高阳公主说：“是已危慑，尚能忧吾国事乎！”（《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一》）。耿耿忠心，天地可鉴。
忠勤恭孝的人格风范
房玄龄跟随李世民几十年，为李唐王朝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功绩彪炳千秋；而他忠于君主，勤于政务，恭于僚属，孝于父母，“其于臣节，自无所负”（《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其忠勤恭孝、尽心竭节的人格风范，自惧盈满、知进能退的处世之道，也深受帝王、同僚以及后人的钦敬。
房玄龄早年服侍父母以孝闻名。父曾身染重病，卧床十旬，房玄龄尽心喂药喂饭，未尝解衣交睫。父亲病终，他悲痛万分，连续五日不吃不喝。贞观十七年，已贵为宰相的房玄龄，他奉继母也是“恭谨过人”。母亲病了，每逢请的医生来到家门，他必亲迎恭候。在守母丧期间，他“尤甚柴毁”。唐太宗特命散骑常待刘洎前去安慰，并赐与寝床、粥食、盐菜等物。
贞观三年，房玄龄拜太子少师，固辞不受，最后只是担任太子詹事，兼礼部尚书。任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他“虔恭夙夜，尽心竭节”。有时以事被谴，则整天恃坐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若无所容。”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加房玄龄太子少师，房玄龄频频上表请解仆射之职，诏报上说：“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最后房玄龄才以本官就职。当时皇太子将行拜师之礼，礼仪都已准备好了，但房玄龄“深自卑损，不敢修谒”，而悄悄地回到了家里，“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房玄龄认为自己居宰相已十五年，女儿贵为韩王妃，次子房遗爱娶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但太宗优诏不许。贞观十六年，又进拜司空，仍综朝政，依旧监修国史。房玄龄抗表陈让，太宗遣使对他说：“昔留侯让位，窦融辞荣，自惧盈满，知进能退，善鉴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效仿往哲，情实可嘉。然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身体尚可，请勿推辞。”房玄龄遂止。贞观十八年，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唐太宗亲写赞辞，称赞他“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
贞观末年，房玄龄曾以微错被贬还第，黄门侍郎褚遂良进谏道：“为臣之勤，玄龄为最。昔吕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汤，萧何关中，王导江外，房玄龄可和这些人相媲美。自武德以来，他忠勤恭孝，众所同归，忠君之心，终始无变。其于臣节，自无所负。今数十年勋旧，以一事而斥逐，在外云云，以为非是。”太宗悔悟，急忙召还于家。
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唐太宗把他请到玉华宫，乘肩舆入殿，至御座乃下，君臣相见，太宗流涕，房玄龄也感激哽咽，不能自胜。太宗令名医为其救治，并派人每日供给御膳。如果病情好转，太宗即喜形于色；如听说加重，便神情凄怆。唐太宗的恩遇使房玄龄感激不尽，于是抱病上表劝谏太宗停止攻打高丽。后来房玄龄病情加剧，唐太宗凿苑墙开门，屡遣中使探望。唐太宗还亲临问候，握手叙别，悲不自胜。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卒，享年七十岁。为了深切悼念他，唐太宗特意废朝三日，册赠他为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为了给房玄龄办理丧事，唐太宗还特赐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并让他陪葬在皇帝的陵寝昭陵。
房玄龄治家也有法度，尝告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特意搜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并对他们说：“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还说：“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只是到了高宗时，次子房遗爱所尚高阳公主疾恨房遗直居嫡，遂与遗爱阴谋夺其封爵，事情败露后，房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房遗直虽以父功特予宥免，也除名为庶人，把房玄龄辛苦经营的家业荡涤一空。
《旧唐书》对房玄龄曾这样评价说：“太宗以上圣之才，取孤隋，攘群盗，天下已平，用玄龄、如晦辅政。兴大乱之余，纪纲雕弛，而能兴仆植僵，使号令典刑粲然罔不完，虽数百年犹蒙其功，可谓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逮不可见，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谅其然乎！”这段话可说是对这位一代名相的精当赞语吧。
2003、6、27
本文发表于《淄博•历史名人》一书，200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原文2003、6、27发表于《淄博•历史名人》，200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录入时间：2004-11-30 22:43:06
